鄧麗君遭遇假護照風波

　　在鄧麗君近30年的歌唱生涯中，大體來說是一帆風順。從十四歲開始，她總是一路向前，從臺灣到香港，再到揚名于廣大東南亞的華人圈，歌聲還逐漸擴及其他族群，又北上“攻陷”十分排外的日本市場。正當歌唱事業即將沖上巔峰之際，一場“假護照風波”，就像是時速100公里的車子突然踩了急剎車，別人沒事，但在駕駛座上的鄧麗君則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創——包括形象上的“外傷”和嚴重心理“內傷”。

　　這場風波起于1979年2月18日。當日的日本媒體報道，二十六歲的泰麗莎·鄧因為違反日本的《出入國管理令》，被東京出入國管理事務所留置，并要進一步調查整個事件的背景。

　　綜合當時媒體的報道，東京出入國管理事務所指出，泰麗莎·鄧是在2月14日自香港搭乘“中華航空”C116班機抵達東京羽田機場，持用印尼政府護照入境，到日本的理由是觀光，護照上印的也是印尼人的名字。由于日本海關沒有認出她是知名歌星泰麗莎·鄧，經正常查驗程序后放行。

　　2月15日，印尼駐日大使館通知日本出入國管理局東京事務所，鄧麗君(泰麗莎·鄧)所持護照是偽造的。2月16日晚上，鄧麗君和母親趙素桂在友人丁惟柔女士家中吃過晚餐，晚上十點左右離開丁家，返回飯店。此時東京出入國管理事務所官員已會同印尼大使館館員，在飯店等候鄧麗君。

　　當晚首度面對官員查驗，鄧麗君承認“使用印尼護照入境”，因此出入國管理事務所官員要她第二天自動向該所報到。初步談話后，警備科將她留置。報道并指，持有“臺灣護照”的鄧麗君，過去都是持“臺灣護照”和日本政府核發的《渡航證明書》赴日。鑒于臺灣當局與日本沒有“邦交”，辦理簽證麻煩，她第一次使用印尼護照赴日。但是，日本官員認為鄧麗君的供詞曖昧，并擔心幕后有偽造護照集團，因此將她留置，以進行進一步調查。

　　事件發生當天，消息從日本傳回臺灣，鄧麗君的父親鄧樞一方面表示不贊成女兒使用印尼假護照，并在心急之下推說，這是日本唱片公司出的主意。

　　很快，臺灣方面傳出鄧麗君在2月13日過境臺北時，也曾一度企圖以印尼護照入境，因為臺北國際機場的海關人員認出鄧麗君，希望她使用“臺灣護照”。但是要去日本灌制唱片的鄧麗君擔心次日無法如期赴日，便折返香港。媒體報道，在臺北機場，鄧麗君曾透露這本印尼護照是朋友在新加坡給她的。

　　由于鄧麗君有出示印尼護照的舉動，因此臺灣的治安機關認為她涉嫌“行使偽造、變造的護照”，依臺灣的“刑法第216條”規定，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處300元以下罰金。

　　臺、日皆爆發使用假護照疑云，鄧麗君不僅可能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還面臨有家歸不得的憂慮。此時的處境，進退維谷。日本寶麗多(Polydor)唱片公司則緊急為鄧麗君聘請辯護律師，與鄧麗君有了初步接觸。鄧麗君告訴律師，這本印尼護照不是偽造的，而是一名印尼政府官員幫她辦的。

　　再過一天，整個事件的輪廓逐漸浮現。根據臺灣《聯合報》描述，2月13日下午4點10分，鄧麗君獨自一人由香港搭乘“中華航空”CI828班機飛抵臺北機場，隨即向“華航”轉機柜臺接洽，要求搭乘當天下午4時45分的CI002班機飛日本東京。但很不巧，鄧麗君事前沒有訂位，而“華航”當天飛東京的班機，班班客滿，無法臨時安排機位。因為唱片公司早已排定行程，急著赴日錄音，鄧麗君滿臉焦急地拜托機場人員通融，有位華航人員好心地建議她：一是過境臺北住一夜，第二天再搭機去日本；或者立即回香港，翌日再到臺北轉機。

　　鄧麗君認為前者絕對行不通，因為她持有的“臺灣護照”，在同一個月內已經辦過一次過境，按照規定已經不能辦第二次；如果要回香港，她又覺得往返太浪費時間。平日行事自有定見的鄧麗君，頭一遭遇上這難題，此時也拿不定主意，一旁的記者則是勸她先回香港。約莫過了10分鐘，鄧麗君情急之下拿出一本印尼護照到入境室問海關，“外國護照可不可以辦理過境？”查驗人員告訴鄧麗君因為印尼護照上面沒有臺灣簽證，所以不能入境。在沒有其他選擇下，鄧麗君只好搭機回港。

　　本以為過境之事就此結束。但俗話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對于名人來說這更是千古不變的金律。后來一名報社記者聽到這個消息，主動跑到機場抄下鄧麗君的印尼護照號碼。這名報社記者在當晚打電話至印尼“駐臺代表處”，檢舉鄧麗君使用假護照。“印尼代表處”則將訊息回報主管當局印尼外交部，印尼外交部再透過駐日大使館，協同警方找到鄧麗君，才引發了假護照案。

　　向來是演藝圈模范生的鄧麗君怎么也沒有想到會惹上官非，根據日本《明星周刊》報道，被留置期間她非常不安，寶麗多唱片編審部長舟木稔曾于2月18日和19日兩次到收容所探望鄧麗君。第一次看到泰麗莎·鄧時，她緊張害怕得一度流淚顫抖；第二次舟木稔再見她，鄧的思緒大致整理好，情緒已較穩定。在鄧麗君被留置的三天，收容所外時時刻刻有大批攝影記者守候，他們都在等著拍攝大明星鄧麗君被遣送出境的鏡頭，鄧麗君多少也透過別人的轉述知道這情形，這也讓她的心情蕩到谷底。

　　2月22日，日本出入國管理局東京事務所公布調查結果，證明鄧麗君所持印尼護照并非假護照，也沒有偽造集團出售假護照，這本護照確實是由印尼政府所發出，印尼外交部官員在護照上的簽字也是真的，只是“發給手續不合法”(注，外國人取得印尼國籍應于印尼居住6個月以上，但鄧麗君經年在各國奔波，不可能符合條件)。因此，護照已由印尼駐日本大使館收回。

　　2月24日，日本法務省裁決將鄧麗君“驅逐出境”，且一年內不準許她入境日本。接獲裁決，鄧麗君一身樸素的穿著離開收留所，她低著頭，快步上車，心情沉重無比。

　　盡管真相已經厘清，但鄧麗君還是有家歸不得。由于臺灣方面也有她“行使假護照”問題待調查。當時鄧母趙素桂告訴記者，鄧麗君于1978年與美國一家公司簽約，預定1979年4月6日、9日和10日三天在美國登臺，接著將于13日至16日轉往加拿大演出。她們擔心如果先回臺灣，日后假使去不成美國，對方可能會以不履行契約為由控告鄧麗君，但如果直接赴美，又怕發生入境問題。

　　人之常情，遭遇挫折之后最想的總是回家歇一歇，結束牢獄之災的鄧麗君又何嘗不是如此期待？但現實環境不容許她這么做，首先，她必須履行在美國的合約。因此鄧麗君持蓋有美國入境簽證的“臺灣護照”，直接飛往美國。經此重大挫折，鄧麗君決定重拾書本，留在美國洛杉磯讀書，暫時放下她最愛的歌唱事業。

　　作家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的《鄧麗君畫傳》(師永剛、昭君、方旭著)

　　來源：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