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參與三峽水利工程建設的一位負責人最近在回憶“國壩”的建設過程時，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誰對三峽工程貢獻最大？反對這項建設的人！這位負責人透露，當年一些反對者提出了許多疑問：江水泥沙量過大怎么辦？移民太多怎么辦？生態環境遭破壞怎么辦……此后，建設者們針對這些疑問反覆論證，尋找對策，從而消除了種種可能出現的隱患。

　　反對者的貢獻最大，這似乎是一個出人意外的結論，因為持反對意見的人在一個群體中，在一個機構、部門里，一般都不是太受歡迎的角色。像我等雜文愛好者，逆向思維活躍，怪異想法迭出，假若對遠在天邊的某人某事表達義憤也就罷了，對近在眼前的事說三道四，開明的領導一開始可能還認為你有個性，反對的意見提多了就要懷疑你有毛病，再多下去就要將你歸于反動之列，打入另冊，不予理睬。如果領導不開明，那么反對者就等著穿小鞋，等著被排擠受報復吧！

　　從這個意義上說，善于聽取不同意見，反覆論證，并尋求對策的建設者，他們對工程建設的貢獻也是最大的，反對者往往不過是有先見之明、實說之勇，建設者則更要有求真之智、務實之功。而決策者不以領導自居，不以權威自恃，不以個人好惡自決，虛懷若谷、廣開言路、從善如流，其貢獻更是“最大”。因為，贊成的意見、反對的意見最后都匯總在決策者那兒，他們拍板敲定才有可能付諸實施。

　　想起一個縣官和一個權威的笑話。古代有兩個人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一個人說四七二十七，另一個人就糾正他，說四七二十八。說四七二十七的人不服，堅持說四七二十七；另一個人也不服，一定要他承認四七二十八。兩個人爭執不下，官司打到縣令那里。縣令聽罷，就作出判決：對堅持說四七二十七的人無罪釋放，對堅持說四七二十八的打屁股幾十大板。事后有人大惑不解，縣令答道：那人胡涂到四七二十七的程度了，可是這個人還要和他沒完沒了地爭執，和胡涂人爭論就是更胡涂，不打他打誰？

　　也是古時候，也有兩個人激烈爭論，一個說《水滸傳》上的好漢黑旋風名叫李達，另一個說好漢名叫李逵，兩人打賭二十元錢。官司打到一個權威那里，權威判定：好漢就叫李達，說李逵者輸二十元錢給人家，事后“李逵”派不服，找權威評理，權威答：“你不過損失二十元錢，而那小子呢，我們害了他一輩子！他從此認定那好漢就是李達，還不出一輩子丑嗎？”

　　現實生活中，許多的事情不會像四七二十八還是二十七那么簡單，不會像李逵還是李達那樣一目了然，譬如說三峽水利工程好，它就涉及到生態環境會不會遭到破壞、大量移民如何妥善安置等等一系列現實性、前瞻性的問題，對這些事關千家萬戶切身利益、事關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我們能夠不爭論么？能夠等著看笑話嗎？也許對謬論的認同是對謬論的最大懲罰，然而這種懲罰最后不僅是針對謬論的，還會殃民禍國，貽害子孫，我們怎能像那個“縣官”、“權威”那樣顛倒黑白、傷害良知、踐踏公正？

　　從這個意義上說，領導或專家在行使決策權的時候也是最重要的角色，可以說，決策正確、科學是政府和人民之福，反之，是政府和人民之禍。而決策的正確、科學，往往不取決于領導(專家)自身的能力、水平有多高，不取決于他們的工作有多認真，關鍵要看他們的作風是否民主，能否聽得進不同意見。領導、專家的作風是否民主又從哪里看得出來呢？首先要看一個機構或部門里有沒有不同的聲音，是有話大家說還是一人說了算；其次要看那些持有不同意見的人生存狀態是生動活潑的還是郁郁寡歡的，不同意見的生態最能檢驗一個機構或部門的民主氛圍，最能顯示機構或部門領導的民主意識。

　　其實，雜文的生態也當作如是觀，沒有開放的時代、寬松的環境，哪里會有今天雜文的勃興和時評的“瘋狂”生長呢？這是題外話了。

　　來源：大公報 作者：周云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