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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金融政策的出臺，仍延續著計劃體制下的傳統，年初布置工作并發布金融政策。2004年的金融工作重點有三，一是控制新增信貸總量的增長，二是穩定匯率，三是國有銀行的改革。

　　貸款可能難度加大，融資成本可能提升

　　國家經濟政策中莫過于貨幣政策對企業的影響大了。2004年，中國貨幣政策的解讀是一個字，“較緊”。2004年貨幣政策的預期調控目標是，M1(狹義貨幣，現金和活期存款)和M2(廣義貨幣，M1+定期存款)分別增長17%左右，而在2003年，M1和M2的增長分別是18.67%和19.58%；全部貸款新增2.6萬億，比2003年的2.99萬億減少3000多億。這是在連續五、六年的較寬松的貨幣政策后，中央銀行根據市場形勢發出的一個政策變化信號。盡管對中國經濟是否過熱有不同的判斷，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同的判斷是人們所屬職業、行業、地區和角度不同的貨幣政策期望所致。

　　企業家、尤其是地產商希望一個寬松的貨幣政策，一個低利率政策；各級政府官員希望GDP比前任增長的更快，新增就業人數更多；證券公司希望股市更加火爆。但是，以保衛人民幣幣值穩定為己任的中央銀行，相對其它行業、部門甚至政府，對幣值的穩定都更加敏感和宏觀。

　　一個比前幾年“較緊”的貨幣政策對企業家有何影響？中國式的貨幣政策有何特點？

　　一是貸款會較前幾年難，尤其是中央銀行所列出的行業，如鋼鐵、公路、水泥、城建、汽車、房地產等等，這些行業所涉及的上游和下游產業和行業幾乎囊括了整個國民經濟。二是利率有上調可能和空間，企業的融資成本會加大。

　　貨幣政策實施也有“軟肋”

　　但是，貨幣政策的制定是一回事，貨幣政策的實施又是另一回事。相對于成熟的市場經濟而言，中國的貨幣政策有其特點。這個特點一是，貨幣政策的“力度強”而缺乏其“柔韌性”，二是，中國的中央銀行缺乏有效實施政策的環境。這分別是，中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工具的匱乏和央行的非獨立性兩個“軟肋”所致。我們知道，市場經濟成熟的央行的貨幣政策工具是一個“組合拳”，有利率、公開市場操作、匯率、準備金率、貼現窗口等等。而中國的匯率“盯死”一種外幣，失其一利器；利率尚未市場化，又失其一利器；貼現窗口和公開市場操作由于利率的管制，使其政策傳導受阻，又失其一利器的大部分鋒芒；計劃經濟下的“信貸額度管理”已經取消，又失其一利器。僅剩的是準備金率、利率的官方調整、大打折扣的再貼現和公開市場操作。去年第四季度，中央銀行為控制信貸的過快增長，所采取的政策也只有將準備金率調高和“道義勸告”。

　　中國貨幣政策的第二個“軟肋”是，與世界上大部分市場經濟的國家不同，剛剛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再次規定，中國的中央銀行是完全在政府的領導之下，沒有獨立性。這就導致中國的貨幣政策不是“央行的貨幣政策”，而是“政府的貨幣政策”。政府的貨幣政策與央行的貨幣政策的重要區別在于，保衛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僅是政府在GDP增長速度、就業增加、區域經濟平衡發展、保持出口增長等一系列重要政策中的一項，而保衛人民幣的幣值穩定則是央行所追求的惟一目標。很明顯，當通貨膨脹的壓力還未足以損害GDP的增長，當通貨膨脹還未產生比就業更沉重的壓力，當通貨膨脹還僅僅是一種可能或苗頭的時候，讓政府斷然下定采取“較緊”的貨幣政策也是一個艱難的抉擇。

　　2004年的中國貨幣政策的預計，政府、特別是央行已感到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力圖采取適度緊的貨幣政策，同時，希望避免對國民經濟造成過大的影響。但是，較緊的貨幣政策能不能真正實施，最終還取決于什么是中央政府面臨的最最重要的問題和挑戰。

　　影響匯率的變量很多

　　2004年金融政策或改革的另一個要點是，匯率的穩定與改革。官方的講法是，逐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什么叫“形成機制”，能理解的人恐怕不多；什么叫“合理、均衡”，市場供求決定的就是合理、就是均衡，所以，合理的就是均衡，均衡的自然合理；變動百分之幾叫“基本穩定”，這都是一頭霧水。盡管，理論上有很多“匯率假說”，其實，我的理解是，匯率是“市場加密謀”的結果。毫無疑問，市場供求是決定匯率基本的、長期的趨勢，而在此基礎上的“密謀”則決定了短期的波動。就長期趨勢看，一國匯率的走向，與其經濟規模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擴大，與其經濟競爭力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提高成正比。我們只需拿30年前的德國、日本，20多年前的中國臺灣、韓國、新加坡的匯率與今天的匯率做一個對比，就不難發現其中的規律。只要中國的國力不斷增強，全球競爭力不斷提高，人民幣的走強將是一個長期趨勢。但是，就短期看，就2004年看，則是一個多變量的隨機事件。這些變量重要的有，國際收支、價格、經濟增長、就業、國際環境、重要能源的供需等等，還有國內外政治的因素。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常常讓人大跌眼鏡的撲朔迷離，又千變萬化的市場。對企業家來說，能做的只有采取各種措施規避短期匯率風險，可惜的是，我們的銀行所能提供的匯率風險規避工具太少。

　　銀行改革不破“死結”沒結果

　　2003年底，政府決定動用國家外匯儲備450億注資兩家國有商業銀行，盡管筆者對注資一事，從程序、從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和改革的績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這畢竟是拉開了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帷幕。

　　如果我們暫時拋開銀行經營的產品是“貨幣”外，銀行就其性質與我們企業家經營的各種企業沒有任何區別，銀行就是企業，是經營貨幣的企業。它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要不斷降低成本，要持續地創新，生產新的產品，要提高效益，要擴大市場，要加強管理，要降低風險，要提高利潤，以創造對股東投資價值的最大回報為目標。我們這樣講是要說明，相對于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具有一定專業理論性外，就其銀行的體制改革，銀行問題產生的原因，企業家們可能更洞若觀火，理解的更深刻。試想，一個沒有產品創新沖動的企業，一個幾乎在所有方面沒有自主權利的企業，一個常年大量生產廢品(貸款)還可以存活的企業，一個領導人(行長)是組織任命的企業，它要進行一場洗心革面的改革，恐怕靠“輸血”是不能奏效的。我們可以想象的到，其實，這次“輸血”并不是像有些學者說得那樣，是銀行改革的“壯舉”，而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因為，政府為此承擔上太大和太多的道德、法律、政治和施政風險。而這種風險又由于對公眾不公開的“財技”運用而增大。

　　銀行改革能否成功，前提是要改革政府對待銀行的監管哲學和理念，不能僅把銀行看成是管理和統治經濟的工具，而是首先要把它看成是一個企業和產業。指出這點十分重要，因為這是在我們學習西方的過程中最容易忽視的地方，是造就西方銀行制度的“隱含前提”。這個“隱含前提”在關于西方的銀行或企業的論著中很少提及，這是因為，自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宣言》發表后，制度性和憲政性的安排“政府權力”和“企業(或公民)權利”，已經是一切現代企業和公民發展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和成熟的文化環境，而這對我們來說，甚至對“中文語言”環境下的社會來說都是陌生的。本文不打算就此展開討論，僅是指出，由于銀行經營產品的公益性和社會性，由于銀行產業對國民經濟的重要，導致政府權力在其它產業和行業不斷減小和限制的同時，在銀行產業中被毫無忌憚地擴大，而且現在還有更進一步的“強化和加強監管”的趨勢，銀行的權利已蕩然無存，這怎能產生出具有競爭力的銀行和金融產業。要提及的是，一個從政治科學和思想學說討論中的關于“權力”和“權利”引出的命題，在中國金融界很有市場，這就是，“壞政府也比無政府好”，即“一個效率低下，但‘穩定’的金融體系也比具有競爭力，但更具‘破壞’性的銀行好”。“權力”天然的擴張和殘忍，“權利”天然的貪婪，如何制度性的安排好政府的“權力”與銀行的“權利”，是中國銀行改革的“死結”。

　　(來源：《中國企業家》 作者：蔡重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