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中國人遭強虜而提起的訴訟在日本全國范圍內已達12起(其中一起已和解)。對于日本政府和企業的責任，各地方法院的判斷則各不相同。

　　已故的劉連仁在不知曉戰爭結束的情況下從北海道的勞動地逃出來，并在山里生活了大約13年。東京地方法院于2001年7月，以“國家無答責”這一法理規否定國家對《國家賠償法》實施前的行為負有責任為由，否定了國家對強虜事件負有賠償責任，但該法院同時也表示：“(國家)疏于戰后(應提供)救濟的義務”，因此命其支付2000萬日元。

　　此外，東京地方法院還認定，針對非法行為的損害賠償要求權的20年“有效期”的適用，“違反了正義。”

　　在2002年4月福岡地方法院作出的判決中，首次認定強虜和強制從事勞動的行為為國家和企業實施的共同非法行為。此外還以“違反了正義的理念”為由打破了時效的壁壘，并勒令企業進行賠償，但同樣以“國家無答責”為由駁回了原告針對日本國家提起的訴訟請求。

　　2002年7月在廣島(被告為企業)、去年1月在京都(被告為國家和企業)、以及去年3月在東京(被告為國家和企業)等各地方法院作出的判決中，皆以“時效壁壘”為由對原告的訴訟要求不予認可。然而，京都、東京兩處地方法院并未適用“國家無答責”這一法理。(來源：日本共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