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以前他們主要是在做對抗性的維權，現在則更多的是在從事建設性的工作。他們的工作將極大提高社區內農民的參與意識、參與力量，并最終促成政府與民間一起努力，將這條鄉村建設的路持續下去
本刊記者/韓福東
3月8日下午，安徽省阜陽市穎州區三合鎮南塘村村委會活動室擠滿了人，2003年度“新鄉村建設獎”的頒獎儀式在這里召開。
此前一天，主持人張勇和南塘村老年協會會長唐殿桂、文藝演出隊隊長王秀華一起，去阜陽市里購買了12個暖水瓶、30個瓷盆、80條毛巾，還有100多張獎狀。
這是南塘村第一次為他們的“新鄉村建設實踐”頒獎，活動的策劃者楊云標事前和幾個組織者擬定了如下獎項：特殊貢獻獎20人、杰出人才獎26人、最佳風格獎3人，此外還有一般貢獻獎八九十人。
使楊云標沒有料到的是，表彰大會一開始，張勇就宣布“在2003年公益活動中，楊云標榮獲了新鄉村建設最佳組織獎”。81歲的老太何秀蘭躬著身子為他頒發了獎狀。
“我很在意這個獎狀。”楊云標說。
這個在當地有著很高聲望的男青年，過兩天就要前去湖北省房縣授課。中國社科院、《中國改革》雜志社和香港樂施會在那里有一個針對農民的“村民自治與可持續發展”培訓項目。他說他要把獎狀帶去給他們看看。
楊云標將此次頒獎儀式看作一個標志性的轉變：“以前我們主要是在做對抗性的維權，現在則更多的是在從事建設性的工作。”
楊云標正在重續在中國中斷了半個多世紀的“鄉村建設”。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數百個鄉村建設團體和機構在我國掀起了一場影響廣泛的鄉村建設運動，晏陽初、梁漱溟、盧作孚等人為了使農村擺脫積貧積弱的狀況，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實踐，日軍侵華等原因使他們的理想剛剛出發不久就破滅了。
而近幾年開始升溫的“新鄉村建設”，已經開始從學者沙龍中的流行話語轉為腳踏實地的踐履。
溫鐵軍等人在河北定縣興建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茅于軾等人在山西臨縣龍水頭村興辦小額扶貧貸款、香港樂施會在云南等地設立扶貧項目……土生土長在農村的楊云標,則是其中最具草根性的新鄉村建設者。
弱者的聯合
上訪曾經是楊云標最主要的生活方式。
1998年，從西安政法學院大專班畢業的楊云標，對家鄉的官場腐敗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皖西這個人均只有一畝地的貧困山村，農民的負擔居然達到了三四百元，村、鄉鎮一些干部的腐敗和簡單粗暴的工作方式，令當地村民忍無可忍。不斷有村民找上門來，向學過法律的楊云標求助。
回憶起當年上訪的經歷，楊云標仍然唏噓不已。從舉報郵遞員亂收費開始，楊云標的為民請命之舉一發不可收拾。他曾四次進京上訪，并因此在阜陽市遭到非法羈押，他家的門上也因上訪被人貼上了“再告狀，小心你的腦袋”的恐嚇信。
終于，2000年10月，安徽省委督察室派出督察組，會同市、區有關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來到楊云標家，對楊云標的舉報行為表示肯定，并開始調查南塘村的賬目。最后，村支書、村主任和文書被查明共挪用貪污7萬多元公款，村干部被集體撤職，三合鎮黨委書記、鎮長等人分別受到黨內或行政處分。
督察組的到來成了一個標志性事件。楊云標從此成了鄰村乃至鄰縣農民眼中的“大人物”，甚至于河南的農民都找到楊云標的家里，反映村官的腐敗問題。
“有時一天會有十幾個人來。”楊云標每天忙著聽農民們的控訴，幫他們寫材料，為他們出謀劃策。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楊云標開始有了籌建農民維權協會的想法。
“基層一些官員腐敗，不斷侵犯農民的合法權益，農民因憤恨而產生對抗，當農民發現個體維權效果小、成本大，而集體維權則更理性、更有建設性時，這些弱者最終會選擇走向聯合。”楊云標這樣來解釋農民維權協會產生的必然性。
但他將籌備成立維權協會的想法說給各村的維權骨干時，最初得到的反映更多的卻是擔心。
“有人說，這樣能行么？政府允許我們這樣做么？如果說我們是非法組織，抓起來怎么辦？”楊云標說。
一直到2001年3月，他將“三合農民維權協會章程”的初稿草擬出來之后，給各個村的維權骨干電話，讓他們前來商討籌建事宜時，仍有幾個村因擔心而無人響應。
2001年3月7日，來自5個行政村的20多名代表聚在楊云標家中，就維權協會的章程展開討論。此后不久，楊云標兩次前往阜陽市民政局，申請成立“三合農民維權協會”，均未獲批準。
“民政局的工作人員說，有政府替農民維權，不需要另行成立農民維權組織。這在全國沒有先例。”楊云標說。
后來共有9個村的代表表示愿意加入維權協會，但直到今天，維權協會還處于籌備階段。
積極的鄉村力量
2001年4月，南塘村村委會換屆選舉，維權積極分子唐殿林高票當選為村委會主任，楊云標則被選為村會計。三合鎮多數村莊的維權行動也都取得了類似的進展。
“現在每個村民的稅負有八九十元，而在幾年前，各種收費加在一起，有三四百元。”三合鎮趙王村村民王秀華說，這固然得益于稅費改革，但也和村民的努力有重要關系。
三合鎮的干群關系也發生了變化，記者在南塘村采訪時，三合鎮駐趙王村干部還特地跑到南塘村，詢問在此參加活動的王秀華對鎮政府有何意見及要求。
“以前駐村干部不會這么積極來征詢我們的意見。”王秀華說。
村民們維權行動取得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現在三合鎮的政府行為比其他鎮要規范得多。
2002年8月，楊云標作為惟一的農民代表，受邀在中國社科院農村研究所、中國農村發展促進會和香港亞洲交流中心組織的“中國鄉村建設論壇”上發言。這之后，他和外界的聯系日益緊密。
2003年7月底，中國農業大學、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及武漢大學等高校的20余名大學生支農隊員，分別從北京、上海、武漢動身，前往南塘村進行“大學生 村民共建學習型鄉村社會”活動。
大學生支農隊員的到來，給當地村民很大的精神激勵，南塘村的文藝演出隊和老年協會隨后成立。
“在我們這樣的貧困地區，政府不愿為農民的文化精神生活提供服務，而商人的營利性精神文化生活服務，農民又享受不起，所以這一服務的責任就很自然的落到第三部門，即非營利的民間組織身上。”楊云標說，文藝演出隊和老年協會給了分散的農民自愿集體生活的機會。
城集鎮的村民譚子彬是文藝演出隊的骨干，他時常一大早騎著自行車趕十幾里路來到南塘村排練節目。這個愛唱豫劇的老人，在文藝演出中獲得了快樂和尊嚴。
南塘村村民郭光華也參加了老年協會，他更看重老年協會提供的與法律、科技和農村致富有關的書籍。
老年協會成立不久，即依照一定的標準，進行了十佳好兒媳和十佳好公婆的評選活動。
穆學勤現在還記得自己獲好兒媳獎時的場景，幾十個人放著鞭炮，將獎狀和毛巾、香皂等獎品送到她家，引來村民們的圍觀。
“在老年協會的引導下，有些不孝順的兒女開始對老人好了起來。”55歲的村民沈志歡非常認同這種民間輿論力量對村民的約束力。
在楊云標看來，20世紀80年代的農民最缺的是技術，到了90年代，最缺少的是公共信息，現在農民最缺的則是合作的精神。而農民合作的意義又不只是體現在監督鄉村干部、保障合法權益不受侵犯上。
楊云標的新鄉村建設理念在實踐的過程中逐漸成型。
2003年底，他的《促進社區農民參與社會發展的項目書》醞釀成熟。他將這個項目的目標確定為：1.樹立農民的主體意識、參與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2.提高社區內農民的互助意識、合作精神、公益精神；3.整合社區內健康積極的民間力量，以圖多角度綜合建設鄉村社會。
資金與合法性瓶頸
楊云標用12個字來概括他所從事的新鄉村建設實踐的內容：理性維權、科學致富、文化啟蒙。他們采取的路徑則是“以文藝促進參與，以參與促進合作，以合作促進互助，以互助促進發展”。
目前，最薄弱的環節在科學致富上。
楊云標因此與北京等地的科研機構取得聯系，并于2002年前往亳州，引進了藥材種子白芷和藥牡丹。
2003年，三合鎮的三個村莊的幾戶村民進行了試種，但是因為遭受到了洪災，引進的藥材種子效益不夠理想，沒能擴大種植。
楊云標打算成立一個經濟合作社，讓農民作為一個整體同農業生產資料的銷售者直接建立聯系，以減少中間環節的交易費用。但這需要有一大筆啟動資金，楊云標為此爭取了兩家企業的贊助，但最終沒有談成。
資金問題困擾著楊云標的新鄉村建設實踐。目前他們的活動經費主要依靠于維權骨干分子、記者、大學生和學者的捐助，因為經費的缺乏，許多有意義的活動無法展開。
“我們做的事情，只有錢不行，但只有熱情也不行，我們為大家的熱情而感動，而我們卻無法讓大家的熱情持續下去！”楊云標說，他們目前需要資助，以提高自身的能力建設。
楊云標曾想去尋求香港樂施會等基金的支持，他們也都對此表示出足夠的興趣，但終因“農民維權協會”尚未獲得合法身份，而不肯資助。
雖然尚未獲得合法身份，并且楊云標在組織活動時，也不以“農民維權協會”的名義。但在三合鎮眾多村民心中，“農民維權協會”卻是實實在在存在的。
記者在南塘村采訪的過程中，就有鄰村的村民慕名前來尋求法律幫助。
當地政府對“農民維權協會”的態度也頗為微妙。“從嚴格意義上，他們不能叫‘農民維權協會’，因為我們向上級部門咨詢過，這個組織還沒有獲得批準。”三合鎮鎮委書記楊杰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說。
但他又同時表示，楊云標沒有從事不正當行為，總體上是在做好事，作為黨委沒有理由不支持。
雖然楊云標的新鄉村建設實踐并沒有遭遇政府的非議。但維權協會的合法性問題始終像一柄達摩克力斯劍懸在楊云標的頭上，他對此只有寄望于政府態度的轉變。
“三農問題的堅硬，民間力量的脆弱，讓我們并不奢望能在短短兩年內產生極大的社會效應，徹底改變社區內的三農問題。但我們的工作將極大提高社區內農民的參與意識、擴大參與力量，并最終促成政府認識到這些活動的正面性，促成政府與民間一起努力，將這條鄉村建設的路持續下去。”楊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