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國家衛生部的消息顯示，4月初，全國艾滋病防治工作大會將在北京召開。

　　“這是繼1996年原國務委員彭珮云主持召開由33個部(委、辦)領導參加的防治艾滋病性病協調會議之后，由國務院主持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范圍的艾滋病防治大會。”

　　3月25日，68歲的戴志澄這樣對記者說。

　　戴志澄目前的身份是中國性病艾滋病協會的會長，1986年至1997年，他曾任衛生部防疫司(1998年改為疾病控制司)司長11年。

　　“不同的是，8年之后，協調會議制度已演變為國務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員會。”戴志澄說。今年2月26日，由吳儀掛帥的國務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員會成立并召開第一次會議，而此前設在衛生部疾控司的辦事機構———“國務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協調會議辦公室”(以下簡稱“國協辦”)則面臨著全新的變革。

　　3月23日，衛生部疾控司具體負責艾滋病防治的傳染病控制二處處長郝陽介紹，防治工作委員會的常設機構仍設在疾控司，但具體組織架構正在籌備，有待在即將召開的全國艾滋病防控大會上全新亮相。

　　對此，剛剛換了身份的“國協辦”主任韓孟杰說，“這一次，肯定不僅僅是換一塊牌子的問題。”

　　治艾三個階段

　　“由一個中央級的辦公機構來統籌協調全社會參與艾滋病防控，是衛生部12年來的夙愿。但這十幾年來所走過的路，是歷史的必然進程。”3月25日下午，北京市宣武區南緯路27號中國疾控中心辦公樓7層，戴志澄回憶了中國防治艾滋病19年的歷程。

　　1985年，在北京協和醫院，一個阿根廷籍華人被確診為艾滋病患者。

　　“那是我國國內發現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戴志澄說，“但讓我們觸動最大的是，1986年浙江省四個血友病病人被當地衛生防疫站檢查出感染了HIV。感染的原因均是注射了外國進口的凝血八因子。從那時起，我們才認識到血液也可以傳播艾滋病。”

　　衛生部于2004年2月印發的一份艾滋病感染及發病情況統計數據顯示，從1985年到1988年，全國發現的HIV感染者每年只有一到幾十例，而發病者更是寥寥。

　　“那些感染者的身份，絕大部分是國外打工者，勞務輸出者和一些海員，那時候，整個社會，包括衛生行政部門，都把艾滋病當做‘舶來品’。”

　　戴志澄把那四年稱為“艾滋病在中國的傳入期”。他介紹說，國家當時頒布實施了《檢疫法》，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希望把艾滋病擋在國門之外。”

　　1989年10月，云南省衛生防疫部門在中緬邊境檢測發現了146名HIV感染者。感染的原因則是靜脈注射毒品。而當年衛生部統計發現171位HIV感染者。

　　“從1989年到1994年，每年都會統計發現幾百例的HIV感染者，中國國內的艾滋病形勢，進入擴散期。”戴志澄介紹，這一階段，分布于各地的監測點開始建立，一系列的行政法規陸續出臺，內容涉及檢疫和各種檢查，關于血液制品的規定也開始制定。

　　1995年，“形勢突然改變”，衛生部的統計顯示，HIV的感染者人數從之前的幾百例突增至1567例。這些感染者中，有相當數量來自河南部分農村在1995年以前的賣血人群。

　　“血液傳播問題一下子突顯出來。”戴志澄回憶說，“那時候，我們經常在衛生部的辦公室里，開會開到半夜。”

　　此后，公安部和衛生部聯合打擊血頭血霸的行動在全國展開，一系列血液安全政策法規也隨之出臺。

　　1995年9月26日，衛生部疾控司根據國務院的批復，下發《關于加強預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的意見》(衛疾控發1995第25號文件，后簡稱《意見》)。

　　“這是由國務院批準下發的針對中國艾滋病防治的第一個政策性文件。”戴志澄說，“最重要的是，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高危人群的行為干預正式寫入政策文件。”

　　戴志澄介紹，《意見》推動了三方面的重要措施，一是各地特別是在賓館、酒店、發廊及娛樂場所開始積極宣傳使用避孕套；二是1996年國務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協調會議制度建立；三是1997年至1998年間，《獻血法》頒布實施，無償獻血和在血站實施HIV檢測以法律形式被制度化。中央、地方先后投資共計3個億，新建、改建血站459個，使得血液及血制品安全大大改善。

　　國家衛生部今年2月公布的數字顯示，至2003年底，我國共檢測發現HIV感染者21691人，艾滋病發病人數是6120人。

　　2003年12月1日，中國衛生部和聯合國艾滋病中國專題組在北京聯合發布了一份《中國艾滋病防治聯合評估報告》。報告稱，中國目前有HIV感染者約84萬，艾滋病病人約8萬。其中感染者的數字占中國總人口的千分之零點六，位居亞洲第二。

　　此前，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在中國企業高層論壇上透露，從1985年至今，中國累積HIV感染者有100萬，其中一部分已經死亡。

　　“從1995年直到現在，應該說，我們國家的艾滋病感染和發病形勢，都處在增長期，有些省份，甚至進入了快速增長期。”戴志澄說。

　　12年協調之路

　　3月25日下午，北京南緯路的中國疾控中心8樓，一面玻璃墻單獨隔開的幾間辦公室里，幾個工作人員在厚厚的資料堆里忙碌。貼在玻璃門上的標志已經不見了，那曾是A4文件紙上用黑色仿宋體打印的

　　“國務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協調會議辦公室”。

　　辦公室主任韓孟杰說：“新的工作委員剛剛成立，一切都在籌建，包括其設在衛生部下的辦公室，現在還沒有確定具體的架構和工作職能。在接到上級的正式文件之前，協調辦公室仍與往常一樣，繼續以前的工作。”

　　1996年10月3日，原國務委員彭珮云主持召開由33個部(委、辦)領導參加的防治艾滋病性病協調會議。之后，國務院32個成員單位每年定期召開防治艾滋病性病協調會議作為一種制度固定下來。作為這一會議制度的常設機構，國協辦成立于2001年，其職責是按照國務院的要求，協調會議制度下設34個部門之間部際協調和日常管理工作，協調、督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各部門貫徹落實《中國預防與控制艾滋病中長期規劃(1998-2010年)》和《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行動計劃(2001-2005年)及協調會議決定的各項任務。

　　在此之前，這種協調工作的職責由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承擔。

　　戴志澄介紹，1992年，時任衛生部部長陳敏章上書國務院，希望國家能夠成立一個中央級協調和決策機構統籌各部委力量共同防治艾滋病，隨后，負責全國衛生工作的國務委員李鐵映召集十幾個相關部委坐在一起專門討論此事。”

　　“這個提議當時沒有被通過。”戴志澄說，“衛生部當年統計發現并向國務院報告的HIV感染者只有260余例。”

　　“但李鐵映在會上同時提出，由公安部、衛生部牽頭成立一個協會，由各個部門的相關領導同志參加，一起協調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參與艾滋病的防治。”戴志澄回憶說。

　　1993年11月30日，由財政部撥款，民政部批準，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成立，來自各部委的副部長、司局長、國務院政策研究室成員，都加入了這個民間身份的組織，并成為協會的秘書長。

　　“幾年間，性艾協會做了很多推動工作，特別是在民間，但要讓它代替政府，肯定是不行的。”戴志澄評價說，1996年，艾滋病的防控形勢進一步嚴峻，一個協會的權威和力量顯然已是捉襟見肘。

　　“2001年國協辦成立后真正發揮一些作用，”戴志澄說，國協辦結合當時國家的防控形勢，推動了一些部委的艾滋病防治工作。2001年前后，教育部在全國的大中小學在課程和教材設置中加入了預防艾滋病基礎知識的宣傳教育。2003年，國協辦還依據國務院的指示實施過一次全國性的督察行動。但在實際操作中，國協辦也顯示出了權威不足的問題。

　　衛生部疾控司傳染病控制二處處長郝陽說：“協調的含義本身就很模糊，協調之后，具體部門在各自實施過程中是否做了，做得怎么樣缺少一個權威機構進行強有力的監管。”

　　郝陽認為，這一現狀在新的防控工作委員會成立后有望改善，“這將是一個國家級的正式的統籌機構，不再像以前的協調會議，是一個松散的聯系協商制度。”

　　據記者了解，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為主任的國務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員會，成員來自中央國家機關23個部門、單位和7個省、自治區。

　　河南省衛生廳長馬建中說，主管衛生工作的副省長王菊梅是防治委員會的成員。

　　來自衛生部、鐵道部和公安部的消息也證實，參加國務院防治工作委員會，將各部委的副部長級官員。

　　另據戴志澄透露，國協辦受國務院委托目前正在組織第二次全國性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督導和檢查，預計將在全國艾滋病防治工作大會結束后開展。“這一次的行動，將由國務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員會來主持。”

　　防治經費三級跳

　　在2月26日國務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四免一關懷”被作為一項政策，被提到當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核心地位。

　　所謂“四免一關懷”是指對農民和城鎮經濟困難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實行免費抗病毒治療；

　　在艾滋病流行的重點地區實施免費、匿名血液檢測，準確掌握疫情；

　　對艾滋病患者的孤兒實行免費上學，地方政府負責有關費用；

　　對艾滋病綜合防治示范區的孕婦實施免費艾滋病咨詢、篩查和抗病毒藥物治療，減少母嬰傳播；將生活困難的艾滋病患者納入政府救助范圍，按國家有關規定給予必要的生活救濟，并積極扶持有生產能力的艾滋病患者參加生產活動。

　　事實上，這一政策的背后是政府經費的支撐。

　　1996年起，中央財政開始撥付“艾滋病防治專項經費”。去年12月發布的《中國艾滋病防治聯合評估報告》顯示，1996年首批艾滋病防治專項經費為500萬元人民幣；1998年—2000年，每年投入1500萬元人民幣；2001年—2003年，經費額度增加到了每年1億元人民幣。

　　據戴志澄介紹，專項經費首先由財政部撥給國協辦，再由國協辦按照規劃，一小部分留做社會動員經費作為NGO(非政府組織)做調研、干預和關懷等項目經費，另一大部分，劃撥付給協調會議制度所輻射的34個部門和單位。

　　戴志澄認為，在目前形勢下，每年1億元的投入仍顯不足。

　　根據衛生部的數字，目前國內已有7000多名患者接受免費治療，每人每年的費用約3000元-5000元，僅此一筆開銷即達數千萬元。

　　公安部禁毒司禁毒處處長陳興友則介紹，每年，我國有20多萬人被強制戒毒；而一次HIV檢測的費用是500元—600元，如果在每個吸毒人員進入強制戒毒程序時都進行HIV檢測，一年費用高達億元。陳興友說，“目前，全國上百個強制戒毒所，只有極少數能夠實現HIV的不定期檢測，其原因之一是缺乏檢測的專業技術力量，更重要的則是沒有錢。”

　　顯然，如何爭取更多的防治經費，將是新成立的防治工作委員會的一個重要任務。

　　3月26日，國家衛生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稱，中央財政對“艾滋病防治專項經費”的投入可能還會繼續增加。

　　來源：新京報、作者：魏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