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毫無疑問，來自公眾的拷問，正考驗著尚未出生的廉政金制度，也考驗著醞釀制度的深圳市當局

　　文/秦新安

　　4月1日，廣東本地報紙《信息時報》報道，“為加大防治腐敗工作力度，深圳市監察局局長張偉雄表示，深圳市將探索建立廉政公積金制度。”《信息時報》還透露，“該市已對建立廉政公積金制度進行了一段時間的探索，有望今年內開展前期工作。如果公務員在任職期內未出現任何違規違紀行為，退休時將根據級別不同有望拿到100萬～200萬元的廉政公積金。如果任職內出現違規違紀行為，將酌情扣發廉政公積金，直至全部扣完。”

　　虛假消息？

　　然而，在該報道引發強烈反響，被眾多媒體廣為引用的同時，身為當事人的張偉雄卻明確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是一條虛假消息。”

　　在接受當地黨報《深圳特區報》采訪時，張偉雄更指出：“就深圳市探索建立廉政公積金問題，在此之前，我本人沒有接受過任何記者的采訪，也未向任何單位披露過有關不出問題的公務員在退休時可望拿到100萬～200萬廉政公積金一事。”但他同時承認，“探索建立廉政公積金確有其事”。

　　“沒想到一條虛假消息會給我們帶來這么大被動。”深圳市監察局廉政宣教室副主任李建國顯得很無奈，“我現在整天忙著接電話解釋。尤其是這‘100萬～200萬’，簡直使我們成眾矢之的了。”

　　深圳市紀委辦公廳、監察局、人事局等部門官員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亦表示了與張偉雄一致的看法。

　　大案催“熟”新舉措？

　　不論是真消息、還是假新聞，“廉政公積金”在深圳都已非新鮮話題。而此次重起波瀾，“當是近來一系列客觀因素‘催熟’的結果。”深圳市政府內部一位知情人士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

　　早在2000年4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的尉健行在深圳視察時就曾提出，讓深圳在全國先行一步，“從體制、機制、制度、管理上更早地形成一套好的辦法和經驗。”深圳市委據此于2001年12月制定《深圳市反腐保廉預防體系總體思路》，并得到中紀委、廣東省紀委的肯定和推廣。

　　“積極探索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廉政公積金制”作為“思路”中一項重要內容，當時即引起外部高度關注。

　　李建國介紹說，深圳市的這一設想來源于新加坡和香港。在新加坡，公務員工資有高達40%的部分被以公積金形式存入個人賬戶。如果某公務員到正常離職或退休之時仍未曝出公務中的任何腐敗問題，則將獲得非常可觀的公積金；反之，其公積金全部上繳國庫。香港則對有一定任職年限的高級公務員，按職位設定相當可觀的“期滿傭金”。如果能稱職地結束任期，則可獲得這筆工資之外的額外獎勵；否則，即使出現微小的腐敗或公信力問題，獎勵亦將取消。

　　“但深圳和新加坡、香港的情況千差萬別，不是說借鑒就能借鑒得來的。”李建國說。此期間，國內有北京、湖南、陜西、江蘇等地陸續開始試行不同形式的廉政金制度。媒體對此有贊有彈，但總體來看，質疑的聲音還是更大。于是深圳方面也沉寂下來。

　　此間有分析認為，近期深圳紀檢監察機關接連查處多起有全國影響的大案，促使探索建立廉政公積金制度的步代大大加快。2001至2003年，深圳市民政局原局長黃亦輝、深圳能源集團原董事長勞德容、深圳城建集團原董事長李育國等，接連因重大經濟問題而落馬。

　　有媒體指出，從這一系列案件來看，盡快引進“高薪養廉”機制，實有必要。而考慮到目前國內的財力，“廉政公積金”正是較為適宜的一種“高薪”方式，其實質相當于一種針對公務員人群的特殊保障機制。

　　2004年，“廉政公積金”制度在被當地官員多次提及之后，被列入市委市政府當年重大研究課題。

　　“四面楚歌”的“可能”制度

　　盡管深圳方面一再聲明，建立廉政公積金一事，“目前還只是個想法”，但依舊引發公眾頗多議論。焦點主要集中于兩處：一是廉潔的公務員到底該不該得獎；二是100萬～200萬元的獎金是否太高。

　　深圳市檢察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認為，目前的公務員監管體系存在“讓老實人吃虧”的漏洞。事實是，不少“伸過手”的公職人員并沒有被“捉”，反倒是那些潔身自好者度日艱難。因此，從公平的角度而言，既要有懲劣的機制，也應有獎優的機制。廉政公積金正是一種適合中國現狀的獎優機制。

　　但不少公眾顯然難以接受此種說法：廉潔奉公應該是公務員的本分，怎么還能因此獲獎？按此邏輯，“工人不消極怠工”、“醫生不延誤手術”是否也該獲獎？

　　“我看不過是變相為公務員加薪的手段而已。”一位接受采訪的公司職員激烈地說。

　　其他質疑則來自操作層面。比如，廉潔程度與獎勵金額該如何掛鉤？深圳市社科院某研究員指出，如果完全學習新加坡和香港的做法倒還好辦——不出問題拿全獎，出問題則分文不得；假設如報道所言取“酌情扣發”的折衷辦法，則必將陷入一個悖論 只要腐敗的次數不是太多，金額不是太大，就還是可能獲得一筆豐厚的“廉政退休金”，就還是“廉潔”的。

　　也有人擔心“高薪養廉”的良好愿望會演變成“高薪養庸”。深圳市市長李鴻忠曾稱，新形勢下的“廉”應有新內涵，“廉”不僅要包括廉政，還要包括勤政；不作為、不盡責，就是不廉。“廉政公積金制度”或許正好忽視了這一潛在問題。深圳大學管理系一位教授說，“如果只要潔身自好不腐敗，退休時就可到手100萬～200萬，有多少人還愿意積極主動地去‘為人民服務做人民公仆’呢？”

　　相對設獎的合理性，“100萬～200萬”這一巨額數字受到的“轟擊”則更猛烈。一般認為，設立廉政金的一大好處是提高了腐敗成本，有利于遏制個人貪念。既然如此，則設立的金額越高，效力也越大；反之，如果金額低得不痛不癢，就難以形成阻止貪念的“誘惑力”，廉政金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李建國贊同此觀點。“以新加坡和香港為參照，100萬～200萬元這個數字對深圳來說，的確有一定合理性。”2003年底，曾被譽為香港警隊“明日之星”的高級警司冼錦華，因腐敗問題入獄，他同時失去與服務26年對應的373萬港幣退休金。而在深圳，目前一套100m2左右的市區商品房，大約就值100萬元人民幣。

　　“但也不得不承認，這對國內任何地方而言，確實是一個天文數字，會刺痛眾多人的眼球和神經。”李建國說。

　　另一個問題是，廉政金將從何處取用。目前來看，如果學習新加坡做法，從公務員工資里截留一大塊，則無數中下層公務員養家糊口都將成問題，那樣反而可能“逼良為娼”；而學習香港則需憑空增加出數額幾達百億的一大項財政支出，其重難以承擔。

　　毫無疑問，來自公眾的拷問，正考驗著尚未出生的廉政金制度，也考驗著醞釀制度的深圳市當局。

　　“這完全是個意外的插曲，它不會影響到我們探索的計劃。”深圳市紀委辦公廳主任王小潔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