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或許是一種巧合——3月，就在全世界科學家的目光被英國《自然》雜志的《中國之聲》專刊吸引到“中國”之上時，“中國科學院2004年度工作會議”同時召開，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所做報告的部分內容，似乎成為對《自然》雜志的一種回應。

　　3月20日，利用會議間隙，路甬祥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獨家專訪

　　-本刊記者/方玄昌

　　“中國近現代科學從奠基、積累，到改革開放以后迅速發展，達到現在的狀態，在世界上還是罕見的，非常了不起。”

　　新聞周刊：您對《自然》雜志出的這本《中國之聲》怎么評價？它里面的文章對中國科研現狀的描述中肯嗎？

　　路甬祥：《自然》是世界著名的雜志，有很好的聲譽。這本CHINA VOICE(中國之聲)恐怕在《自然》雜志的歷史上也是很少見的，可能還是第一次。這說明中國的科技發展受到《自然》雜志高度的關注，這當然是對中國的肯定。如果中國沒有這樣快的發展，沒有科技方面的明顯進步，他們不可能專門出《中國之聲》。另外一方面，在《中國之聲》中，8位科學家對中國科技發展狀況做了一些評論，都是很友善的，有的還提出了積極、中肯的建議，我覺得這對于中國今后的科技發展是很有幫助的。

　　科學，特別是現代科學，其實在中國的發展時間并不是太長，最多也就是100多年。而且在這100年中，大部分時間中國就沒有安定過。科學走上軌道，得到重視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加起來也就30～50年的時間。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近現代科學從奠基、積累，到改革開放以后的迅速發展，能達到現在的狀態，我覺得在世界上還是罕見的，非常了不起。

　　科學文化、科學研究基地的建設、科學理念、科學思想、科學精神和能力的培養都需要時間。這不像是商業或產業投資，比如要做一個大規模的發電廠，投資下去，兩三年它就可以發電。

　　當年哥白尼、伽利略、布魯諾等科學家提出了自己對宇宙的看法，但這些觀點被真正發展成為系統與基礎科學，則是200年以后的事了。

　　中國科技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的差距，我覺得主要還是歷史造成的。我們希望做得快一點，但它有客觀規律，可能要幾代人的努力，甚至要十幾代人的努力，從上世紀初到今天，現代科學在中國已經過了五六代人了。

　　“中國傳統文化不鼓勵學生超過先生，論資排輩，這肯定是束縛科技進步的”

　　新聞周刊：在《中國之聲》中，蒲慕明先生指出：“聽從老師的話和接受經典論著的教條是儒家教育的基礎。對這種教育模式究竟是幫助了還是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是可以爭論的。”您同意這種說法嗎？

　　路甬祥：我們現在還不能低估中國幾千年封建傳統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中尊師是對的，但是不鼓勵學生超過先生，論資排輩，這肯定是束縛科技進步和發展的。

　　與西方的教育比較起來，我們的教育灌輸知識多，培養能力少；教育學生循規蹈矩強調得比較多，教育學生要勇于探索、勇于創造不夠；強調尊師重道比較多，鼓勵學生要超過老師、勇于質疑的比較少。

　　我們的家庭和幼兒園老師都喜歡教人怎么做，而外國則喜歡給人一個環境讓他自己去實踐。我看到在德國的一個家庭，家長讓小孩在地上爬，有一杯茶放在桌子上，有些燙，小孩想去抓它。我當時的想法就是趕快把杯茶拿開，他們家長的想法卻是讓他摸一摸，讓他知道燙了，下次就不再去摸了，當然前提是不至于燙傷。

　　他們的幼兒園組織小朋友到野外去野餐，只許帶米和鹽，還有炊具，水、柴薪都要自己在野外找。小孩還是四五歲的時候，就要培養他們的探索精神。

　　“只有在本土做出重大貢獻，科學才能在中國獲得尊重”

　　新聞周刊：在中國，科學似乎一直沒有取得它在西方國家那樣的地位，沒有得到它本來應該有的尊重？

　　路甬祥：在中國，我們是靠教育來接受科學的，而在西方，科學的威望是靠與自然和宗教的斗爭爭取到的。哥白尼、伽利略、布魯諾等，他們一提出新思想和新觀念，就遭到宗教打擊，甚至被燒死。但后來經過幾十年、上百年時間，實踐證明他們是正確的，科學取得了勝利，當然也就在社會中為科學樹立了前所未有的威信。

　　先是少數人，后來是多數人都從科學和技術中得到了恩惠，他們當然對科學技術心悅誠服。中國沒有經歷這個沖突的過程，近代科學是從外部引進的，在老百姓的印象中就弱一點。

　　我們國家對科學的正確認識還要經歷一個歷史性的過程，要讓科學技術深入人心，根本的問題還是要我們的科技界做出貢獻來，尤其是要在中國的本土上做出重大發現、重大發明，只有這樣，全民的科學精神和信心才能有進一步提高。

　　“從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分析來看，我們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是不夠的……但我想說的是，科學人才、科學思想比錢更重要”

　　新聞周刊：楊向中先生在《中國之聲》中指出中國在科研投入方面的不足。您認為這確實是個很大問題嗎？

　　路甬祥：關于科學投入的問題，我覺得這幾年已經有很大的增加，但從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來看，我們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是不夠的。發達國家已經達到了國民生產總值的2%到3%，發展中國家是1%左右，我們國家在發展中國家算是好的，達到了1.2%。

　　中國下一步發展還是要加大投入，比如到2005年，達到1.5%，到2010年增加到2%左右，然后到2020年可能增加到2.5%到3%。

　　發展科技，投入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用好資源和人才。如果人才沒有培養起來，沒有卓越的科學思想、科學目標，錢投下去就是浪費。歷史上有許多偉大的科學成就并不是發生在錢最多的地方，愛因斯坦沒什么錢，他提出了相對論；提出地球板塊理論的德國科學家魏格納也沒有什么錢。

　　我想說的是，科學人才、科學思想比錢更重要。

　　新聞周刊：在前幾十年里，中國有一個矛盾沒有很好地解決，就是基礎研究投入和應用研究投入的矛盾，在錢本來就不多的情況下，往往忽視基礎，更多的是投入了應用方面。

　　路甬祥：這是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共性。

　　我們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投入的確是太低，大概只占科技總投入的6%左右；一般發達國家是15%到20%，發展中國家是10%左右，有的國家還更高一點，印度超過了10%。

　　這種現象和傳統有關，也和發展中國家社會和政府對科學發展的理解有關。改革開放以后，有些人認為基礎研究的投入一定要盡快出效益。其實基礎研究應該是發現新知識，積累新知識，培養新人才，應該為應用研究和技術發明打好基礎，開辟道路，它的效益是綜合的、長期的。

　　對于基礎科學的重要性，不光科學家，科學管理者要有深刻認識，全社會也應有正確認識。那樣的話確定一個基礎研究投入的合適比例就相對容易了。除了要確定適當的投資比例，另一個關鍵是要選擇適當的重點領域，然后選擇人才或團隊，充分尊重科學家和創新自主權，穩定地投入并引入合理的競爭機制和建立科學的評價體系。沒有競爭、不進行評價是不對的，但是評價時間太短、太倉促或者不科學也不利基礎科學的發展。

　　“政府的選擇不要過于具體和微觀，有許多創新思想的確是在規劃之外發生的”

　　新聞周刊：現在的科學技術發展很快，決策者并不一定能夠很快全面掌握各個學科的進展，這樣是否對于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決策有影響呢？

　　路甬祥：決策者并不能做到樣樣都懂，我是學機械和控制出身的，我當然不可能去了解生命技術的科學前沿在哪里。這就要走一個民主科學，民主決策的道路，要依靠這個領域的優秀的、在第一線工作的科學家；而且不光要聽國內科學家的意見，也要看國外科學家的分析，研究像美國、歐洲、日本等一些走在前沿的國家的科學研究計劃。

　　國家和科技發展管理部門應該根據科學發展的態勢、國家社會的需求，來考慮一些戰略布局。但政府的選擇不要過于具體和微觀，過于剛性，因為這樣會束縛創新思想。有許多創新思想的確是在規劃以外發生的，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絕對在規劃以外。

　　政府層面的工作主要是判斷在最近一段時間，我們的基礎科學的重點領域應該放在什么地方，主要是物色和選擇有眼光、有潛力的科學家，讓他再在這個領域判斷和選擇自己的研究方向。比如說，現在大家一致認為生命科學正在醞釀重大的科學突破，所以要加強，投資比例要增多，這是全世界的共識。但生命科學領域究竟做哪些，就主要依靠生命科學家來考慮，而且也要允許有獨創思想的科學家進行探索。

　　現在基金會依靠專家做評審，表面上看是不錯的。但是全部項目都要從那里評，有一些具有獨特思想的就評不上。愛因斯坦的一定評不上，因為他不相信牛頓，向牛頓挑戰怎么能評得上？

　　我覺得大學的科研團體、基金會，都應該有一定的資金來資助那些具有奇思妙想和獨特創造思想的人去進行研究。不要忽視科學的多樣性。

　　在科學史上，有些重大發現好像是無意中發現的，但對科學家個人來說，他選擇的領域往往是當時已經醞釀著重大突破或者是比較重要的領域。像倫琴，他發現X射線完全是偶然的，但當時放射性的研究已經是一個熱點；克里克發現DNA的雙螺旋結構也看似一個偶然，也是在規劃以外，但在他那個年代，DNA已經是一個熱點了，英國的科學機構很敏銳，認為克里克的工作是前沿工作，可以試試。他們給克里克的錢雖然不多，但至少是容納他、鼓勵他，而不是排斥他。

　　“科學本來就是世界性的創新活動，引進已經成名的人固然重要，但是更要著力于年輕、更有發展潛力的人。”

　　新聞周刊：在《中國之聲》中，還提到能否創造良好的環境讓海外的學者回來，對今后的中國相當重要。

　　路甬祥：為海外有志于回來的學者搭建好創新平臺，讓他們有條件有事業做，當然非常重要。但是現在中國用美國的待遇來吸引海外學者是不現實的。一方面我們要創造條件讓人們回來，另一方面有一些人因為各種原因還不能回來，留在國外，我想也可以發揮作用。國內如果有了優秀的團隊，我們可以以這些團隊為基礎，和國外優秀科學家建立起國際合作的關系。

　　科學本來就是世界性的創新活動，引進已經成名的人固然重要，但是更要著力于年輕、更有發展潛力的人。

　　新聞周刊：這本《中國之聲》雜志，您會看，但是不是中國的其他科研決策者也會看這份雜志？

　　路甬祥：我想中國的科研決策者大部分是會看它的。這期《中國之聲》對中國的科研體制會有影響，但也不要把它看得很重。因為現在對這些問題，國內的科學家也在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研討，對很多問題也是有共識的。當然有海外的人參與來討論會更有幫助。

　　對中國的情況我們應該很有信心。一是我們的教育水平會不斷提高，二是我們已經是改革開放的社會了，我們的人才能夠不斷和國際上進行交流和合作，現在國家非常重視科技，這些對科學的發展都是很有利的。

　　再一點，中國有非常大的發展需求。科學技術發展的動力一方面來自于科學家自身的創新愿望，另外一方面是來自于社會需求的推動，我們社會需求的推動力特別大，人口與健康的壓力，資源、能源的短缺、全球化競爭的壓力，這些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對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一種推動。-

　　(感謝《自然》雜志圖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