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片《華人縱橫天下》將于本月末在全國隆重推出其音像制品，該節目網羅了全球108位各領域的杰出華人，他們講述了自己的人生歷程、成敗得失，展現其內心世界。訪問、介紹的娛樂圈人士包括吳宇森、李安、李連杰等，另外還有負責調查“陳水扁槍擊案”的鑒證專家李昌鈺。本報(注：新聞晚報)今日特選出吳宇森的相關內容，以饗讀者。

　　從香港到好萊塢，吳宇森是個別幾個能站住了腳的導演，外人看到的只是多年后圍繞在他身上的光環：好萊塢的認可、作品的全球高票房、大牌導演的號召力，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這位大導演作品背后的艱難經歷，怎么樣融和美國口味和東方精神，甚至于在好萊塢的政治斗爭中生存。

　　一下子接到50個本子

　　進入90年代，吳宇森接到很多劇本，有好萊塢的獨立制片人和大公司的制片人，傳來的近50個劇本大部分都是以動作為主。“1991年我在巴黎拍《縱橫四海》，奧利佛·斯通來跟我會面，他很想制作我的電影。我那個時候很驚訝，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到好萊塢，但是我后來又想，既然在香港已經工作了25年，拍的戲也有不少，主要是動作戲，我感覺已經夠了，我最大的目的是想再多學一點東西，不管是在技巧還是在表達方式方面。那個時候就開始選擇劇本，但我發現給我的劇本大部分都是動作片，我稍微有點失望。”

　　到好萊塢發展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家庭方面，“因為在香港生活太緊張了，大家的壓力太大，同行之間的競爭也很厲害。我從來不喜歡那種過于壓迫性的競爭。沒有多少時間給家庭，孩子對我產生一種恨，他們很少有時間看到爸爸，我也很抱歉，家庭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在香港，我們有時二十幾個小時都在公司，很少有機會給小孩正式的教育、正式的愛。我覺得如果搬到別的地方去，壓力會沒有那么重，可以多一點時間給家庭，跟家里人重新地溝通，重新給他們一份愛，所以就決定搬到美國來。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在美國拍戲，有那么多的政治斗爭，人事方面也是很復雜。”

　　好萊塢的政治斗爭很厲害

　　在好萊塢這個絕對強勢的電影制作基地里，畢竟只有一個吳宇森，一個孤身奮戰的華人導演，他面臨太多的挑戰，每一個挑戰都可能改變他的命運。

　　“起先到好萊塢的時候，我就發現在制度上完全是兩回事。我在香港拍戲非常簡單，我們只要跟公司開一次會，稍微談一談故事的內容，還有我們所需要的演員和金錢，作為一個導演可以完全控制一切，連公司都沒權去看那些毛片，我們拍完剪接完就非常簡單，也沒有什么所謂政治游戲，沒有人事紛爭，可以很自由地完成事業。”

　　但是在好萊塢完全不同，所有的電影都由公司控制，在一個公司里面參與意見的人很多，總裁、副總裁還有總管都可以參與意見，所謂的“集體創作”。“我也從來不知道原來一個明星可以有很大的控制權，他(她)甚至可以控制最后劇本和選角的最后決定權。電影應該是導演的作品，并不是集體的創作。我比較喜歡法國和意大利電影，導演完全和作者一樣，而好萊塢不是，我第一個戲里面就有8個制片，幸好那些制片對我很支持。”

　　“我也從來沒有想到在美國拍電影是有那么多的政治斗爭，有很多人為了一點點小事情都把它弄得很大，人事方面也是很復雜。我運氣好，有一個很好的搭檔張家振先生，他全力幫我去應付所有的政治上的困難。但另外一方面來說，我發現美國真的很開放，他們很能容納來自各地的人才，他們都說只要那些人夠有才的話，會受到相當的禮遇、相當的尊重，因此雖然有很多困難，但是他們對我還是非常客氣，不斷給我機會。”

　　《終極標靶》差點毀了吳宇森

　　吳宇森打入好萊塢的第一部影片是尚格云頓主演的《終極標靶》。他還與好友張家振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公司WCG公司，其后是《斷箭》和《變臉》，還有票房勁收6億美元的《碟中諜2》。但當年《終極標靶》差點把吳宇森給毀了。

　　實際上在這部片子公映的時候，吳宇森已經做了很多的修改，隱藏了很多個人的技巧，但是仍然有一些觀眾無法接受，甚至有的人看了一半就離場了。“他們不能接受，也不懂得什么意思，他們只有用笑，但不是好的笑，是一種壞的笑。我希望把一個美國戲拍成一個香港方式的電影，我經常運用一些技巧，比如說用融鏡、定格，用慢鏡頭這樣的，那個戲拍得很豐富，但是對美國人來說，他們習慣是喜劇就是喜劇，絕對不能摻雜動作，他們也不能接受在一個動作戲里有那么豐富的人情味。”

　　雖然吳宇森的技巧后來被奉為經典，但是當時差一點就被毀了前程，好在第二個戲《斷箭》賣座以后，吳宇森的處境才有了改善。

　　來源：上海新聞晚報、記者：詹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