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靖國神社是一個擋在中日急流之間有待跨越的頑石。小泉眼下并沒有意愿搬開這塊頑石——這導致日本外相川口“全力恢復首腦交流”的北京之行無功而返

　　總是觸動中日關系敏感神經的靖國神社，近日又掀起了一場風波。

　　來自日本九州地區七縣的211名宗教人士，上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屬于違法行為，并讓他們遭受了精神痛苦，要求首相和國家賠償2110萬日元。

　　4月7日，福岡地方法院開庭審理，審判長龜川清長認為，“考慮到普通的人宗教評價及目的、給普通人造成的效果及影響等因素，參拜應該屬于(日本憲法第20條明令禁止進行的)宗教性活動。”這在日本國內是首次做出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違反憲法的判決，但原告的損害賠償請求被法院駁回。

　　這個判決一出臺，在日本和中國引起了反響。

　　據《朝日新聞》中國總局長五十川倫義介紹，日本國內對此次判決也很關心。但是，日本媒體在對判決的態度上大相徑庭。“日本的媒體發生了分裂，”五十川倫義說，“朝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反對首相繼續參拜靖國神社，但是讀賣新聞、產經新聞仍鼓勵繼續在8月15日參拜。”

　　不僅如此，日本國民對首相參拜也抱有不同意見。日本立教大學法學部教授高原明生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時說，有很多民眾對此事不太關心，而支持首相繼續參拜的民眾與反對者也大致旗鼓相當。

　　日本政界對首相的參拜也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據日本共同社報道，公明黨代理干事長太田昭宏與民主黨政調會長枝野幸男都呼吁首相停止參拜，但小泉卻聲稱“這樣的判決是不正確的，不明白為何違反憲法”。

　　沒有實效的判決？

　　在眾說紛紜之中，福岡地方法院的判決到底能對小泉參拜產生多大的約束力，成為了一個疑問。

　　此次福岡法院判決的依據主要是憲法關于政教分離的原則。《日本國憲法》第20條規定，“對任何人的信教自由都給予保障。任何宗教團體都不得從國家接受特權或行使政治上的權利。”第89條規定，“公款以及其他國家財產不得為宗教組織和團體使用、提供方便和維持活動之用，也不得供不屬于公家的慈善、教育或博愛事業支出或利用。”

　　靖國神社屬于日本神道教，是祭奠明治維新以來為日本天皇戰死者的場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一直是國家神社，1952年改為獨立的宗教法人。

　　福岡地方法院判決指出，小泉乘坐公車前往靖國神社并以“內閣總理大臣小泉純一郎”的名義記賬進行參拜鮮花，參拜之后又以總理大臣身份陳訴參拜的宗旨，是在履行總理的職務，違背了憲法“政教分離”的原則。

　　雖然福岡地方法院已經明確判決“小泉參拜違憲”。但是，正在日本訪問研究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東亞中心主任黃大慧認為，“該判決在時下的日本只能是一個特例，未必帶有普遍性。”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胡錦光教授指出：“日本各級法院都有違憲審查的權力，但是日本司法實行三審終審制，即地方法院判決之后，還需要其上級法院與最高法院審定，只有最高法院的判決在日本全國才具有約束力。因此，福岡地方法院的裁定對進行同類裁判的其他地方法院的判斷不具有約束力。不僅如此，日本法院對類似案例有時會做出不同判決，而這些判決卻都是合法成立的。”

　　就與靖國神社有關的案例而言，1987年福岡地方法院判決巖手縣從縣政公款中支付靖國神社的“玉串”費用符合憲法，而1991年仙臺高等法院則裁決為違憲。在1988年的“九州靖國神社訴訟案”(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為被告)和1992的靖國神社訴訟案(以國家為被告)中，福岡高等法院分別做出了“難以裁定”的裁決，而大阪高等法院在1992年指責前首相中曾根在1985年的參拜“有違憲的嫌疑”。

　　胡錦光表示，之所以產生這種現象，與日本的司法體制有關。日本在違憲審查上模仿了英美法系的違憲審查體制，即解釋憲法是司法權的固有權力，各級法院都能進行違憲審查并做出裁決。但是，日本是大陸法系國家，以成文法作為法律的淵源，法院的判決只是運用法律的結果，并無“遵循先例”的原則，因此法院的判決不具有普遍的約束力。

　　這就意味著，這次在中國人看來代表“正義”的判決，因為其有限的約束力以及小泉特立獨行的新生代政治家風格，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并沒有什么實際的限制作用。

　　靖國：無法解開的中日死結？

　　在被視為中日關系“死結”的歷史問題中，靖國神社可謂中國被侵略的恥辱見證。因此，此次福岡法院的裁決以及日本國內的反應，被很多中國人看成日本是否洗心革面的風向標。

　　而這場風波卻讓中國憂喜參半。

　　黃大慧認為，“從此事件中看不出對中日關系有多大正面意義”。

　　小泉的強硬表態讓人失望，自民黨干事長安倍晉三把此次判決稱為“地方法院的不當判決”。《讀賣新聞》甚至在社論中提出中國不要握著“靖國神社”的歷史牌不放，并認為中國批評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是干涉內政。

　　另一方面，“因為越來越多的反對參拜靖國神社的聲音，小泉在參拜問題上的壓力已經越來越大。”五十川倫義認為。

　　日本在二戰中陣亡的家屬也并不都是保守的“遺族會”成員。1986年成立的和平遺族會聯合會在其宣言中就寫道：“我們在亞洲、太平洋喪失了骨肉親人，因此痛感戰爭的罪惡……我們的心情十分復雜，讓我們喪失了親人的那場戰爭，同時是一場侵略戰爭。這場戰爭威脅了亞洲各國和平、破壞亞洲民眾生活，奪走了2000萬以上的生命。”因此，二戰陣亡家屬并非都鼓勵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有很多家屬也認為陣亡者是帝國主義的犧牲品。”高原明生說。

　　日本并不是根本沒有考慮過應該如何解開中日關系的靖國死結。日本國內出現了將14位甲級二戰戰犯挪出靖國神社的聲音，并有建議說應該為二戰的陣亡軍人另建一處非宗教國立追悼設施。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李寒梅表示，這些建議遭遇的保守阻力太大；而且另建追悼設施的建議本身也表明，日本國內對不應該參拜靖國神社的理由更多地停留在“政教分離”的原則上。

　　李寒梅強調說，一些日本學者雖然對戰前軍國主義持反省態度，但卻認為發動侵略戰爭是當時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道路；一些日本國民不支持軍國主義的主張，但是在心情上卻趨于保守，對日本右翼抱有同情態度。

　　這樣看來，中日關系的死結如何解開，還將最終決定于日本何時驅散靖國陰魂。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