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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5日，國務院下文批準中國出版集團轉制為中國出版公司。

　　確定企業的名分，僅僅是出版業轉制大戲的開場。在這個被稱為“改革的最后一個堡壘”的行業里，轉制過程中如何清產核資，如何搭建公司治理結構……幾乎所有的出版社都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

　　中國出版集團終于獲得了企業身份。4月5日，國務院下文批準中國出版集團轉制為中國出版公司。雖然這只是稱謂上的變化，卻成為中國出版集團轉制的重要一步。

　　“國務院的批文明確了中國出版集團的企業身份。以前去工商局注冊不成功，因為中國出版集團以往的身份是行政單位，不能成為注冊對象。”中國出版集團辦公廳主任王云武說。

　　在4月5日這一天，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柳斌杰還透露，除人民出版社一家保留原來的公益型事業單位的體制外，其他所有出版社都將轉型為經營型企業單位。

　　“改制結果會于今年年底有大概眉目，我們社將在12月就此事開經驗總結會。”科技出版社改制辦公室主任彭斌告訴記者。這意味著，整個中國出版業都將在2004年的春天進入轉制快車道。

　　摸著石頭過河的改制

　　作為第一家獲得企業名分的出版集團，中國出版集團從去年10月開始，便聘請了 好幾個會計師事物所清查家底。“根據以往大型國企的轉制模式，清產核資往往是第一步。”北京泛華東方傳媒顧問有限公司總裁趙小兵說。

　　誰是出版集團資產的出資人？在國務院關于轉制的最新紅頭文件里，出資人明確為國務院，授權財政部監管，中國出版集團行使出資人權利。“在這之前，僅在成立之初有一份領導的批示文件，聲明國務院授權中國出版集團管理13家出版社和發行單位的資產，行使出資人權利。”出版集團一位參與改制的人士說，“長期以來，出版集團的資產歸屬不清。”

　　這使得出版集團從創立至今兩年，內部財務盤根錯節。旗下的東方出版中心，前身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雖然1995年便已更名，但和大百科出版社之間卻保留了一些“糊涂賬”，不知該歸屬哪一邊。其大量年代久遠的存貨也是清產核資的重點。

　　資產清查預計于6月30日完成。所有理不清的財務糾紛和無法變現的存貨壞賬，都將從轉制后的資產負債表中抹去。因為初次改制，沒有經驗可遵循，中國出版集團對處理清查出的財務窟窿采取了最簡單的方法。“無法厘清的財務糾紛，都由集團出資化解。”這位參與改制的人士說。

　　“清產核資后，是設立董事局。這是建立現代企業的根本。”趙小兵說。

　　但理論中的轉制軌跡，在實踐中總會遭遇重重阻礙。“董事局成員由誰來擔當，董事局下的經理層是單獨任命，還是和董事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這些都是待定的問題。”

　　自2003年7月國務院提出文化體制改革的事宜后，出版集團最初計劃用5個月的時間完成整體改制，2003年12月便交付驗收。但現在看來，當初的時間表過于樂觀。

　　中國出版集團目前將完成改制的時間表定在了今年10月。現在對改制的探索，主要還是依靠集團內部力量，改制之路的借鑒視角也多囿于同行。中國出版集團高層曾將沈陽出版集團、上海出版集團等單位列為考察對象。但在出版界尚未有一家完成改制的情況下，考察內部行業的改革措施，能否有成效讓人懷疑。

　　繁榮背后的改制必然性

　　與其他行業的國企改制被“逼上梁山”不同，如今出版業還是一片升平景象。“絕大部分出版社都處于贏利狀態。”趙小兵說。

　　市場化程度較高的中信出版社靠《誰動了我的奶酪》等一系列管理類版權書，賺得盆滿缽滿。中國出版集團旗下的種子選手 三聯出版社，“自1993年開始也一路贏利，到2002年，三聯書店的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達1200%。”該書店一位編輯部主任對本刊說。

　　但行業整體光鮮的背后，卻是這樣一個事實：很大一部分利潤源自出版社利用壟斷資源獲取的收入。中國現有的527家出版社均為國家出資，每年從出版署獲得配額書號，這是進入出版市場的準入證，也是民營資本涉足書籍生產市場的稀缺資源。

　　民營資本的市場嗅覺和出書速度，在行業內口碑甚好。“通常出版社花費三四個月才能完成的書，民營書商可以縮短約三分之二的時間。”羅曉說。他曾經以民間身份成立了一間工作室，進行圖書內容的策劃和制作。曾風行一時的《交鋒》等時政類書籍，就是通過民資與出版社合作的方式進入市場。事實上，很多出版社選擇和民營資本私下合作出書，他們手中最有力的合作籌碼就是書號。

　　“靠出賣書號賺錢占很多出版社收入的1/3。”羅曉說，“那時候，有書號這個稀缺資源，出版社即使只做少量業務，也可以賺錢。”

　　但情勢在近幾年發生了變化。書號的管制和發放開始放松。出版社只要有好的選題，可以隨時報送出版署，申請書號。這使書號市場出現了供求關系逆轉。依靠書號空手套白狼的生財之道受阻，很多出版社不得不面向市場，振興出書主業。

　　同時，中國出版市場的利潤構成，也在催促出版社轉制圖強。

　　傳統的出版業務中，教材教輔是利潤龍頭，占整個市場的60%～70%。“但現在為學生減負的呼聲很高，教材和教輔呈下降趨勢，市場競爭的焦點很快會集中到對市場化圖書的爭奪上來。”羅曉說。

　　市場變化的外力督促著出版社改革，出版集團內部的產業結構也是轉制勢在必行的一個誘因。

　　中國出版集團是中國出版業的航母。2002年4月9日，人民文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三聯書店、新華書店總店等13家行業內頂尖級出版發行公司集結在一起，組成了中國出版集團。這些“國家隊”級選手的加盟，使中國出版集團去年共有110種圖書被評為國家級好書。

　　但雖然上游有名牌出版社提供內容，下游有新華書店總店擔綱發行，中國出版集團內部并沒有形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據王云武介紹，自從90年代前期新華書店實行地方承包以來，總店和地方網絡的聯系便被切割，新華書店總店的發行能力遭遇重創。而民營資本的發行能力卻在暗中滋長。據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調查，現在全國各地已經至少有二、三十家經營規模上億元的民營書業企業，其中大多數兼營圖書出版策劃與發行。

　　中國出版集團嫡系的出版社也均實行多渠道發行，新華書店總店僅能分得發行市場的一小杯羹。

　　12月1日以后，中國在WTO中關于發行業的承諾開始生效。外資在國內發行領域不受任何限制，投資比例、經營項目、設立地點均由投資者自己決定。同時民營資本進入圖書流通領域的門檻也將大大降低，發行業的改革首當其沖被提上日程。

　　下游的改制必將牽動出版業上游業務的變革。中國出版集團便冀望借改制東風，改變集團內部單兵作戰的局面。

　　機制轉變的現實影響

　　目前，出版業幾乎所有試點改制單位的手中，都有一份國務院的紅頭文件，里面將改制的重要目的描述為轉變機制。

　　文字的表述是抽象的，實踐中，機制的轉變會產生什么新的命題呢？

　　誰來監管轉制以后的文化產業，這是一個沒有前例可循的問題。“以往的出版集團都屬于事業單位，由各地方政府或地方宣傳部，出版局管理。”一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編輯告訴記者。但轉制之后的出版集團由事業單位變身企業，以往的監管單位在性質上已不適用。國家資產管理委員會(國資委)雖然有管理大型企業的經驗，但所轄企業均屬于物質生產領域。

　　“目前正在討論，是否要設立一個全新的機構來監管轉制后產生的大批文化企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

　　改制雖然是出版業的內部改革，但剛拉開序幕，就已經波及產業鏈的終端讀者。

　　企業經營將逼迫出版業務面向市場，資本將從選題，發行等各種渠道影響精神，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趨勢。2004年春天，三聯書店頂著不官不商、有學術性書香的光環，開辟了編制教輔材料的新陣地。這一業務變更在文化界引起軒然大波。背負罵名的三聯新任總經理汪季賢的解釋是：“這是單位內部小事，不值得炒作。我們要關注的是，在文化體制改革背景下，出版社如何按照國家的文件精神進行改革。”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市場化選擇的對錯，只能交給市場去評判，盡管伴隨著改制的深入，企業經營的逐利性，它會一再沖擊管理者和讀者的心理定式。

　　稿件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陳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