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開紅的家人向馬加爵提起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數額為31萬元。楊家的訴訟代理人在庭審時說，這么做是為了讓馬加爵知道，除了承擔刑事責任，對被害人家屬承受的痛苦他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4月24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被告人馬加爵進行一審宣判時，被害人楊開紅的家人沒有一個到庭。4月22日的庭審結束后，楊開紅的哥哥楊開武告訴記者，現在正是種苞谷的時候，他們想盡早趕回云南開遠去。

　　楊開紅的母親馬存英告訴記者，楊開紅在家里排行老三，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弟一妹。他們那邊天氣干旱，基本靠天吃飯，家里很窮，一年下來，基本剩不下什么錢。楊開紅上大學，家里負擔不起學費，向親戚借了一萬多塊錢。“對于我們這種比較落后的地方，一萬多塊錢是一筆很大的數目。”楊開武對記者說。

　　本以為今年楊開紅畢業以后，工作了，能緩解家里的窘況，然而馬加爵無情地毀滅了楊家的這種希望。

　　為了得到補償，楊開紅的家人向馬加爵提起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數額為31萬元。楊家的訴訟代理人在庭審時說，這么做是為了讓馬加爵知道，除了承擔刑事責任，對被害人家屬承受的痛苦他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的確，犯罪行為，一方面違反了刑事法律，嚴重危害了社會；另一方面又侵害了被害人的民事權益，使被害人在物質上或精神上遭受了損害。罪犯的行為這一根藤上結出了兩個惡果——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有損害，就應該有救濟。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了損害，罪犯作為罪惡的制造者，他應該賠償被害人的損失。

　　《聯合國為罪行與濫用權利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基本原則宣言》指出，罪犯或對其行為負責的第三方應視情況向被害者、他們的家屬或受養人作出公平的賠償。

　　在對馬加爵的一審判決中，法院已經確認馬加爵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但是，相伴而來的問題是，馬加爵能否有能力賠償？根據法庭調查的結果，馬加爵只有一臺電腦，而他的家人明確表示沒有經濟能力代為賠償。

　　當罪犯確實沒有賠償能力，而被害人家庭卻因犯罪之害陷入窮苦境地，國家應當承擔起對公民的責任，對被害人家庭給予適當的補償。可以從罪犯繳納的罰金和沒收的罪犯財產中撥出一部分，建立專項基金，作為國家補償的資金來源。在我國刑法規定的罪名中，有185個罪名規定了財產刑(包括罰金和沒收財產)。既然有這么多罪可以適用財產刑，每年國家因財產刑的執行而收歸國庫的罪犯財產應該不少，從中撥出一部分，支付給亟待補償的被害人家庭，并不會增加國家負擔，而且還能撫慰被害人家庭，何樂不為呢？

　　當然，即使確立了國家補償制度，還是不可能使所有被害人家庭得到補償，所以，還應發掘別的渠道來彌補被害人家庭的損失。比如，大力發展保險業，使保險賠償成為補償被害人家庭的一條重要途徑。

　　(文章來源：人民法院報，作者：劉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