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一本32開的刊物，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陣地。25年的滄桑變化，記載了中國人文精神的延續和嬗變。關注這樣一本雜志，就是關注中國社會的變遷

　　“我們很清楚是在給什么樣的人編雜志”，《讀書》編輯部主任吳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1979年就進入雜志社。從那時起，《讀書》針對的就是中層知識分子。

　　很難統計到底有多少人汲取了《讀書》的營養，但是這本雜志在知識界的權威卻不容質疑。90年代末，中國人民大學在學生中進行了中國“當紅學術明星”調查，其中九成都屬于《讀書》的讀者。

　　《讀書》雜志編輯部從25年前創立起，從未隨波逐流。“我們一直是在引領讀者，而不是迎合讀者”，《讀書》編輯部主任吳彬說，從創刊開始，《讀書》與讀者的關系就始終沒有變，這與時代的變化無關，與編輯有關。

　　《讀書》除外聘的兩個具有學人背景的兼職主編外，專職編輯不過5人，25年來一直維持著這個小規模。吳彬介紹，目前《讀書》以約稿為主，每個編輯手中至少掌握上百個作者資源，稿件的思路常常是在討論和對話中間完成的，就像和朋友間的交流一樣，這是《讀書》的特色。

　　除了約稿，每個月《讀書》收到的自發投稿約300篇左右。《讀書》的稿酬不高，在業內只能夠算中等；而且在大部分學院體制里，在《讀書》上發表文章不能算學術成果，用于評職稱。盡管如此，作者們的熱情還是很高。《讀書》副主編李學軍認為，給《讀書》投稿的作者基本上屬于確有話想說，而不是出于謀生的需要。

　　在《讀書》發文章并不容易，稿件采納與否的標準主要是有沒有思想性，李學軍說，文章即使沒有提出全新的東西，也要有自己的思考，這些思考無所謂對還是不對，但要是你的一家之見，一己之得。此外，文筆也是要考慮的。

　　讀書：申請增刊？

　　“《讀書》從創刊起就是個人自費訂閱的雜志，只是現在的市場化對利潤增長的要求更高，對經營模式的要求也相應更專業化，”李學軍說。

　　這與25年前《讀書》創辦者們最初完全不考慮市場的初衷相比，變化很大。

　　其實，如今《讀書》的日子還很好過，每年實際發行收入在400萬元左右，加上一些圖書廣告收入，利潤十分可觀。“《讀書》從創辦起就不是一本虧損的雜志”，李學軍對此很自豪。

　　而《讀書》目前的發行量穩定在每月10萬份，遠遠領先于同類雜志，即使在世界范圍內，這樣發行規模的思想評論性刊物，也是罕見的。

　　李學軍認為，雖然《讀書》在贏利，但遠遠不能高枕無憂。因為如果沒有新的經營理念和方式，就會落伍。而在市場經濟的大形勢下，像《讀書》這類風格的雜志，10萬冊的發行數量幾乎已經達到了飽和狀態。如果要在發行市場有大的進展是比較難的，只有用另外的思路。編輯部也曾經醞釀申請增刊，在《讀書》現有的風格上做推進，比如在精英知識分子之外，考慮做一本與《讀書》品味相近，但可讀性更強的雜志。

　　既要開拓經營新路，又要保持《讀書》的品牌，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新一代《讀書》人，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開始反思自己。

　　“公務員”版的《讀書》

　　令《讀書》編輯部難堪的是，醞釀已久的增刊尚未出生，另一本《讀書》的“中國公務員”版卻橫空出世。

　　2004年3月，《讀書》編輯部主任吳彬看到了同樣由三聯書店出版的《讀書》增刊。這本從國際標準刊號、國內標準刊號、郵發代號均與《讀書》雜志完全相同的《讀書·中國公務員》，不僅內容與《讀書》相去甚遠，甚至連刊物的開本也都完全不同，但在封面的側上方有“讀書”兩個字。這是三聯書店在《讀書》編輯部不知情的情況下，以“增刊專版”的名義，承包給別人做的。李學軍表示，《讀書》公務員版完全不是《讀書》的風格，不是他們追求的方向。

　　吳彬曾設法買到了這本雜志，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讀書》公務員版2004年1月出版，總共出了三期，3月份被舉報后叫停。

　　三聯書店前總經理董秀玉接受采訪說，“將《讀書》刊號的一半承包給一個個體戶，這對三聯人來說是匪夷所思，是褻瀆，是太不了解《讀書》的分量了。”

　　雖然，這本雜志的實際發行量不大，但它在封面上打著《讀書》的字樣，令許多知識分子頗感不安。

　　吳彬介紹，《紐約時報》有書評，法國有《讀書》，但這些品牌并沒有因從事商業活動而搞破壞性開發。她把《讀書》公務員版的出版比做“自毀長城”。

　　對此事，《讀書》的上級主管領導，對紛沓而來的批評一直保持沉默。自2002年上任后，他采取了一系列市場化的改革措施，雖然也遭到人們反對，但從來沒有像外包《讀書》事件這樣，引發如此大的風浪。他用疲憊的聲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己只能努力做事，現在還不是說話的時候。

　　李學軍說，未來，《讀書》還面臨太多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