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尹明善:我始終提倡中國人的精神

　　尹明善，1938年生于重慶。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政協副主席。在2003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以1.1億美元列第93位。

　　不管是富豪或者不是富豪，我始終提倡中國人的精神。由重慶出版社的一個編輯、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發展到擁有今天如此多的財富，我能完成自我適應的過程，首先要依賴這個精神。

　　1992年開辦公司的時候，我只有20萬元，9個人。要制造新型摩托車發動機，我一邊組織研制，還要一邊做生意賺點小錢。現在我的員工已經超過5000人了，去年我們的銷售收入做到了40個億，在摩托車行業當中已經是老大了。這個財富的增長是很讓人眩暈的，9個人20萬元資金能夠走到今天，有時候連我自己都不相信。

　　胡潤排行榜把我排進前百名，對它的準確與否我不加評論。我只知道自己現在很清醒了，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做企業，我看重品牌超過看重利潤；做人，我看重名聲超過看重財富。你有錢，人家未必就尊重你，還要看你人品如何，有沒有社會貢獻。我一直提倡民營企業家應該先盡其能、后得其所，有能力的人不僅要自己賺錢，還要健康發展企業，真實地貢獻，這才是“得其所”。

　　我常講自己是55歲從商，65歲從政，只有富而思進，才算是本分。我還想，在思進之前，先要立德。

　　我的企業2002年納稅1.25億元，2001年納稅1.13億元。原來我不從公司領工資，心想反正都是自己的。去年大家談論富豪納稅的問題之后，我決定每月從公司領10萬元工資，繳完稅，剩6萬元，供自己的大家庭消費。去年一算，我成了重慶繳納個人所得稅最多的人之一。

　　我主張做事情要光明正大。

　　我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家，當選為重慶市政協副主席，這對我肯定是個嚴重的挑戰。一個人的精力、才能總是有限的，又要做那么大的企業，還要那么高的職務，有時候我自己都有一點膽怯。

　　但是幾方面的因素確定了我還是要大膽做下去，首先我覺得黨和政府如此信任我，我是一個讀書人，士為知己者死，鞠躬盡瘁。這是第一條；第二還得講方法，我想我當前最要緊的就是培養好我職業經理人的班子。參政議政對我來講是個非常重要的事情，雖然我個人微不足道，但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

　　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參政議政，對我們來說，千萬要警惕以權謀私。怎么保證不以權謀私，我覺得還是要從制度著手。我們歡迎對我們為官從政的過程進行監督、關注。

　　我想我確實是個理想主義者，而且是個樂觀主義者。碰見困難的時候，最好是少發牢騷，自己想辦法來克服，來調整，拼命干自己的事情。我完全同意媒體對于制度建設的呼吁，用制度約束大家，不要去說謊，要守信用。

　　至于人品層面，很多人都相信為富必不仁，我得說其實未必。我曾經當過工人，車、鉗、銑、刨這些我都會，不是天生財迷。要知道在尋求財富的過程里我遇到過多少困難，吃得苦中苦，認準不放松，才尋得了華山一條路。我強調一個中國人的精神，在包容的精神之外，還有一個堅忍的精神。我看這個精神比你有多少財富還重要。有了這個精神，財富這東西就看你想不想要了；可有財富的人，未必有這個精神。

　　這些年我的角色轉換太快。以前應該說是一個文人，后來變成一個大企業家，現在又變成了一個高級干部。這種角色的轉換，到今天我覺得還沒適應過來，好像歌里面講的吧，到底是變化太快，還是我自己不明白。

　　你提到的對，我確實說過，有時候我也很困惑，自己手不能提，肩不能擔，憑什么有這么多財富？但我也有所不惑，王夫之在《讀通鑒論》里講，“人非不欲自貴，必有奉以為尊，人之公也”。這就是我的不困惑。

　　王石：我害怕財富背后的東西

　　王石，1951年生于廣西柳州。1983年到深圳自組萬科公司，1991年公司上市后逐步轉型為職業經理人，任萬科集團董事長，個人財富600萬元人民幣。

　　我的財產可以算給你：房子值200萬，股票大概值200萬，存款有200萬，全部財產600萬。很多人以為我是萬科的老板，但我實際是個職業經理人。我是富人不是富豪，其中一個原因是，名利這兩個東西，是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的關系。

　　財富有其魅力，但決不是每個人都貪圖它。我身邊就有這樣的富人朋友，有幾百萬，捐出很多錢，委托信托公司做慈善事業，還完全沒有人知道那筆錢是他出的。當然也有另外一種富人，胡潤排行榜上沒有他，福布斯排行榜上也沒有他，可他確實比榜上的一些人更有錢。這類人里南方人居多，為人非常低調，穿著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他坐在你面前，別說你看不出他是億萬富豪，就是說句他有錢你都不相信。

　　這就是要錢不要名的。像我這種，喜歡名的，注定要舍棄巨額財富，要是想兩者兼得，大概就是給自己找麻煩了。甘蔗沒有兩頭甜。

　　這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不只是因為中國的一些富豪可能有某些權力尋租的灰色歷史，在國外也是這樣。美國的一級富豪天天出鏡？不可能。都老老實實地呆在辦公室里。

　　我沒有關于財富的困惑，我對它的態度很明朗，但我有恐懼感。錢多不是好事，一些人因此家敗人亡、孩子變成紈绔子弟，這個印象在我的頭腦里太深刻了。在傳統上，都講中國人勤勞勇敢，而一旦五谷豐登，我們的先人常常要做什么？兩件事，一是修祖墳、光宗耀祖，二是娶小老婆。中國傳統社會不支持財富擁有者，沒有什么富豪是有幾代傳承的，所謂第一代是暴發戶，三代才成貴族，一般中國的財富傳不到第三代。我專門查過家譜，從湖北祖籍查到山西，30多代，沒出過一個富人。這個家族沒有對待財富的經驗。我就怕了。如果成了富豪，我會不會修祖墳娶小老婆？我怕自己把握不住自己。

　　以前我說過準備在2006年以前登遍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然后就結束登山去航海，現在看2003年提前完成登珠峰的任務，整個計劃也可以提前了。做到2006年我就退休，就算不離開經濟圈子，也注定我永遠不會當富豪了。人生最重要的是活得精彩，不在于擁有多少錢。

　　我的個人消費不算多，也沒那么多錢。別的富人，我見過的真正窮奢極欲的也少。奢侈與否，我覺得要看他是什么人。中國的富豪，照我看可以分成三種。一是投機者，通過股市、證券發了大財，這部分人現在表現瀟灑的不多。股市發展這么多年，現在問題出來了，他們的財產大部分都縮水了，原來一些非常有錢的人，現在甚至變成了負資產。第二種是權力尋租，他們瀟灑，成天呆在高爾夫球場。第三種是一步一個腳印的民營企業家，他們基本上經歷了20年的發展，如今要么都在考慮做大，要么在考慮做全，資本都用在再生產上，現金沒多少，而且也沒有去奢侈的時間和習慣。像你提到重慶力帆的老尹，他有錢，可我敢肯定他花的還沒我多。

　　在錢的來路上我們注意自己的行為，萬科會去搞好各方面的關系，但我有一個底線，不行賄。

　　我形成這么一種對待財富的態度，有著很深的個人原因。我曾是彷徨少年，到處尋找人生意義。我看巴爾扎克、雨果、狄更斯的小說，對里面的暴發戶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很久以前就在內心里厭惡那種人。現在的中國富豪里有一些真正喜歡作秀的，比如做慈善事業，沒付出多少錢還弄得很光榮，撈形象分，其實還是暴發戶的思維。還有些人表示清白，宣稱自己不貸款，我告訴你，凡是這樣的人其實都是貸不來的。中國企業有這么大的前進空間，哪個敢說自己不缺少發展資金？

　　對于這些財富背后的東西我是害怕的，自己又喜歡受人關注的生活，那就這么著吧。

　　 張朝陽：財富穩定后，生活就浮現

　　張朝陽，1964年生于陜西西安，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學博士。作為搜狐公司的創始人，在2003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以2.7億美元排在第20位。

　　在福布斯排行榜上我以2.7億美元排在第20位，這個估算是準確的。我的財產絕大部分在股票上，都是公開的，很好計算。至于現金，我可以說有了一定保證，具體數目還不是很方便談。現金給了我一個安全感，讓我覺得夠花了，再怎么著，這輩子還會有這些作保障。工作的壓力因此就變成了純粹的樂趣。

　　網絡低潮時期，我曾經特別敏感。當時搜狐的股價跌到1美元以下，差一點兒就到了31天，被納斯達克警告。當時情緒很低落。最初我們上市時股價13美元，我自己清楚，公司沒有規模，美國股市是把中國的網絡股當做一個整體、當成一個概念來看，價格表現不真實。因此開始跌的時候我不是很難受，但是真正看到被摘牌的危險了，就開始擔心公司的前途。過了那一關之后情況就比較正常了，網絡進入一個發展期，搜狐做起來了，股價反映的就是你公司的發展情況。現在股價再怎么波動也不會有多大的幅度，它跟你的業績好壞是緊密掛鉤的，因此我的財產基本上穩定住了。

　　我的個人消費情況不方便回答，但我可以說，消費很低，沒有豪華的生活。現在還是工作的時間比較多，用于娛樂的時間很少。

　　由于在媒體的曝光率比較高，我可能給大家留下一個印象，張朝陽愛玩，其實不是。以前搜狐最大的問題是關注度，那么凡是對公司有益的事情我都會去做，曝光率就是這么來的。現在公司已經過了那個階段，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本分，我也就不參加那么多秀，而且只接受必要的媒體采訪。

　　再有，這也是一個興趣的問題。以前我對出名興趣濃厚，現在夠有名了，對那些出風頭的事情就不是那么感興趣。最主要的是，現在再秀一下，對搜狐的幫助不是特別大。

　　我覺得中國的富豪階層還是應該得到公眾的尊重，當然前提是合理合法。這些人能干，比如能抓住機會，這就是好的一面。現在大家談資本原罪比較多，其實在資本積累時期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們應該尊重歷史，考慮當時的情況。既要重視歷史過程中的公平性，又要考慮現實和未來的發展，作均衡的考量。

　　比如說，對待一個早期創業者，他做成功了，那么個人才能和遠見起多大的作用，政府的幫助又起多大的作用，應該有客觀準確的分析測算。現在因為這些歷史糾葛導致了一些問題，我覺得這要求我們的司法制度穩重成熟起來。其實對資本原罪的問題，國外也不是那么苛刻，美國就有很多大赦，這才是我很重視的成熟的態度。

　　如果我們進行類似的大赦，應該有合乎國情的標準。什么樣的不可寬恕，什么樣的可寬恕，要恰當。如果相關的司法執行過于嚴苛的話，那么結果就是人民幣外流，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會非常壞。

　　我是依靠經營網絡公司獲得財富的，沒有資本原罪的問題，因此可以說這個話。應該有人來說的話我來說它，我覺得這也是社會責任感的一種體現。

　　現在我比較重視兩個問題。一個是環境污染，我在持續地關注；二是艾滋病的事情，它不像SARS那么受到大眾的重視，但它的影響不只是吞噬掉很多GDP。在搜狐網站上我們一直在關注這兩件事。

　　至于富豪是不是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來盡自己的社會責任，比如投身慈善事業，我覺得那完全是個人的選擇。我們已經建立了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意識，那么就意味著財產所有者有支配財產的完全權力。一個企業家能夠為經濟作貢獻，創造就業機會，納稅，這才是他的本分。如果不專心做這些，有了錢去捐獻，那只是小的貢獻。

　　當初我在美國壓力非常大，這個經歷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在美國的中國人是很缺乏安全感的，在國內出了問題可以找父母找朋友，在美國工作丟了，你就交不上房租，很多人就因為這個壓力大，心臟病暴發就死了。因此搜狐這些年來一直誠惶誠恐，做事情很謹慎。在網絡這個行業里，我覺得沒有在國外呆過的人膽子特別大，敢賭博，不管結果怎么樣，就因為沒經歷過那種困難。搜狐因為謹慎，現金流一直很好，但也失去一些機會，給競爭對手提供了一些機會。我們的董事會比較西化，對中國不是太了解，我在說服他們時，也不是太推行激烈的方式。

　　這些年我對財富基本就是這么個態度：謹慎、理性。

　　現在的情況有些變化，財富穩定之后，生活本身就浮現了。我總是說這句話，缺什么想什么。誰說他不想出名那是假話，人都想出名。不過出了名之后事情又不一樣。過去幾年里其實我一直就覺得自己最缺時間。吃頓飯要想著打幾個電話，喝杯咖啡又要接幾個電話，就特別想安靜，不被干擾。希望自己不用為工作而違背自己的意愿，特別渴望自主和從容的狀態。其實直到一年多以前，我還過著那種生活，要去見無窮多的客戶，開無窮多的新聞發布會。那時的原則是公司的目標第一，自己的意愿要妥協。

　　現在，不是特別大的活動就不用去了，生活比較舒適。這一方面是因為公司發展了，我有了這個資格。另一方面也看得出來，我們的團隊成熟起來，每個人可以擔當自己的工作。現在我終于可以安靜下來了。 (文 / 李海鵬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