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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記者/曹紅蓓

　　半個世紀的光陰見證了幾代“三好學生”的成長，但隨著社會價值觀和教育理論的悄然變化，應試教育背景下的“三好生”發生了變異。

　　“三好”是政治方向

　　蓬鐵權，1950～1956年在北京四中學習，后入清華大學機械系。

　　高二開始他所在的四中開始評“三好”。那時候，教室里、禮堂里到處貼著“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的大幅標語。記得當年，有六個同學評上“三好”之后，老師把他們叫到校長辦公室門前，在團旗下合影。

　　很多年后，這些三好生都成長為我們時代的成功人士，曾經的班長韓慶余，成了航天專家，主持參與了神舟五號的研制工作；團支書陳秉義，后來是北京市科委主任；學習委員蔣志，現為清華大學無線電系教授；游泳健將周俊全，后任輕工業部模具協會會長；學習、體育都非常好的趙經綸，現在是機械部自動化研究所研究機器人的專家。

　　“三好”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可以說，“三好學生”的評選制度，在當時的四中顯示了其鮮明的政治和教育導向，使老師的教育和學生的學習都有了明確的方向。

　　從“三好”到“一好”

　　吳為民，1992年在一家德國醫藥公司做銷售，現投資通訊行業，一個標準的城市中產。

　　22年前，山東省淄博市第一中學高81級2班里，吳為民是班級學習委員兼團支部副書記、校男排主攻手、年度市“三好學生”。

　　和蓬鐵權那一代人不同的是，吳為民讀書時的1982年，國家重新制定了新的“三好”標準。隨著教育評價體系發生了改變，學生的側重點開始著重強調考試成績。直到現在，吳為民還記得當時學校里的學習氣氛挺濃的。升學率被抓得空前得嚴，學校之間的競爭也很強。

　　當時對學生是該“全面發展”還是“純學習”的爭論已經開始。

　　80年代初，三好評選已經和升學掛上了鉤，可以加分，但當時似乎并沒有人在這上面弄虛作假。吳為民的同學家長中最大的官，是一個軍區司令，但在評選“三好”時，老師對這個孩子沒什么特殊照顧。學校老師的孩子在本校上學的很多，也沒有得到過明顯的關照。

　　“三好”成了一種加分工具

　　凌芳和廖志剛是1989年考入大學的。在家鄉上高中的時候，一個是班長，一個是團支書，平時在學習上、工作上，暗中較勁較得很厲害，評“三好生”的時候，在票數上也難免一爭。

　　當年，他們學校是市重點。凌芳的學習成績在同學中并不十分突出，體育又差，只是在班工作中能夠盡心盡力，而每年的“三好生”都會有她。高三那年，她為了備戰高考，也沒做太多的班工作，但還是得到了校級三好生和市級優秀干部的榮譽。后來才知道，評選之前，班主任老師曾經去找廖志剛談話，說學校為了保送凌芳，想讓他給凌芳讓出當市“優秀班干部”的名額，而讓他當市“三好生”，前者的高考加分是20分，后者是10分。

　　事實證明，這20分對凌芳是多么關鍵；但同時，如果再多10分，廖志剛很可能就上了他向往的清華大學。

　　此時，在“三好學生”評選后期，由于和升學聯系在一起，產生了一些很功利的后果，所以，評選本身變得不再純粹。

　　這種評價體系的不純粹，在近10多年來，所產生的負面作用已經日益顯現出來，現實中反映三好弊端的事件也屢見不鮮。這項制度的初衷被顛覆和扭曲。姑且不說“三好學生”的提法還能否繼續適應當下教育的要求，就“三好學生”的評價體系所反映的問題，至少告訴我們，這項制度存在著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