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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我是現代福爾摩斯，是一個讓全世界兇手睡不著覺的人，其實我做的事情，只是為無辜的人洗雪冤屈，晚上睡覺能做一個好夢而已

　　2004年8月30日下午2點半，當一位穿著西裝、戴著眼鏡的中年人走進北京華大方瑞司法物證鑒定中心的會議室，滿面微笑地向等候的各位記者打招呼時，大家都有一絲詫異：眼前這位溫文儒雅的男子，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大學教授，而非全世界公認的國際刑事鑒識科學界的頂尖權威李昌鈺博士。

　　美國東部時間8月28日上午11時(北京時間28日晚間11時)李昌鈺在美國紐約喜來登飯店舉行記者會，公布臺灣“3·19槍擊案”的最后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表明，3·19槍擊案并非政治謀殺。

　　第二天，8月29日，李昌鈺應中國公安部的邀請，抵達北京。李向北京知會了他剛剛完成的槍擊案調查結果，隨后到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華大方瑞司法物證鑒定中心，與北京同行學術交流。

　　在美國，李昌鈺的工作，就像喬丹的球衣、泰森的拳套一樣吸引孩子

　　在美國，李博士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40年來，李昌鈺在美國各州和全球17個國家、地區參與調查6000多起重大刑案，以精湛獨到的刑事偵查與鑒識技術，屢破奇案。

　　在美國，許多兒童被問及長大后的理想時，他們的回答都是“我要做Dr.Lee(李博士)。”李的工作，就像喬丹的球衣、泰森的拳套一樣吸引孩子。

　　李昌鈺經手的案件包括辛普森案件、波斯尼亞和克羅地亞戰犯、克林頓總統前任白宮律師自殺案、肯尼迪被暗殺案的重審、9·11世貿大樓事件后的法醫勘查、華盛頓地區狙擊案件和2004年3月陳水扁和呂秀蓮中槍之案。

　　新聞周刊：您選擇這個行業的時候是您小時候就有這個夢想，還是陰差陽錯的選擇?

　　李昌鈺：機遇很重要，我在這個方面也有興趣。我因為有機會到美國去深造，深造完后，正好鑒識科學變成很重要的一個學科，所以最近幾年做了很多研究。我是破了很多大案件，很多人以為我生下來就想做這個，其實并不是。

　　新聞周刊：您對“神探”的封號怎么看？

　　李昌鈺：我已經做了這么多年，你說我能夠下包票案子能破嗎？不能的。外面傳說我是“神探”，那是因為只聽到我破了的案，沒有聽到我沒破的案。

　　新聞周刊：怎樣才能成為一個神探？

　　李昌鈺：中國人都有這個特長，就是做事都很認真，這是第一點優點。這些老美沒有我們認真的精神(笑)。

　　第二個要有邏輯的思維，思考一定要很周密，任何小的細節都不要放過，不要一開始就帶著主觀意見，尤其破案的時候，刑警絕對不能有主觀意見。

　　第三，要有很好的記憶力。

　　第四，要有廣博的知識，因為我們牽涉的學科太多了，像今天我們討論DNA，但除了DNA還要懂化學、物理、生物——什么都要懂，有點像博物學家，什么都要知道一點，然后知道怎么應用到實際中。

　　第五，要有團隊精神。任何案件都不是一個人能破的，怎么跟大家合作很重要。

　　第六，是知道怎樣運用信息。比如報紙用的字體，我們只要看一個字就知道它來自哪個報紙,因為常常有恐嚇案件，是剪報紙上的字貼起的，我們要找筆跡，所以印刷啊什么都要知道一點。

　　新聞周刊：這么說您旁邊應該有很多華生了?

　　李昌鈺(笑)：每個人都說是我的華生。(李拍了拍坐在他身邊的康州警署首席法鑒牙醫Gus Karazulas的肩膀，笑著說，)他也自稱是我的華生。(頭發花白的Gus，已經跟隨李博士27年了。這次他推掉了很多事情陪李昌鈺來中國，在演講的時候，不停地被李拿來舉例開玩笑。記者問他為什么跟隨了李這么多年，他回答說：我為他工作了27年，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他是一個好的忠實的朋友，他待我就像家人一樣。無論我們去哪里，見他的中國朋友，他都會介紹說，這是我的兄弟。)

　　“我就告訴你子彈形狀，射擊人的位置，至于是哪個人(開槍)，那是政治的事情”

　　李昌鈺1938年生于江蘇省如皋縣，幼年隨母親舉家遷到臺灣。由于父親在海上遇難，全家13個孩子需要其母一人撫養，家境甚為貧寒。

　　1957年，18歲的李昌鈺考入臺灣“中央警官學�！�。他自己的解釋是：因為這所學校不要學費，并提供津貼。警官學校畢業，他以第二名的驕人成績成為臺北市的一名巡官。后李昌鈺與來自馬來西亞的宋妙娟相愛成婚，便隨妻子到馬來西亞生活，曾擔任當地華文報紙的記者、編輯。

　　1965年李昌鈺身揣50美元到美國留學，這是他一生重大的轉折點。

　　新聞周刊：能談一談臺灣槍擊案的調查細節嗎？

　　李昌鈺：昨天我上飛機前已經發表了(報告)，你可以看報紙。這是很簡單的問題，我一生不牽涉政治問題。所以在美國民主黨喜歡我，共和黨也喜歡我。我可以到以色列，也可以到阿拉伯，像以前臺灣跟大陸還沒有太多關系的時候，我就常常到臺灣常常到大陸(李說他第一次到大陸是1983年，當時北京的街上還有牛車呢)，也沒有被拒絕，因為我們只是做科學。(李舉起桌上的一瓶水)我在美國講這是水，到中國還是講這是水，我到俄羅斯也如此，沒有變。那個子彈是什么子彈我就告訴你是什么子彈，是自制的還是外面買的，槍支是什么樣子，子彈什么形狀，射擊人的位置，這些都是我做的事情。至于是哪個人(開槍)，那是另外的事情，是政治的事情。所以做法庭科學跟政治要分開來。

　　新聞周刊：您怎么看您的職業對政治的影響？

　　李昌鈺：白水門案件、克林頓總統的桃色案件、肯尼迪總統被殺案件都是我處理的，很多人說我的鑒定結果會影響世界的歷史。我認為，你只要鑒定公正就沒有任何問題，是總統的精蟲我總不能說是副總統的精蟲啊(笑)，所以發現是總統的精蟲那也沒有辦法，翻案也翻不掉。我也不會說他是總統我就怕了不敢講。

　　新聞周刊：那您本人是支持民主黨還是支持共和黨？

　　李昌鈺：民主黨認我是民主黨，共和黨認我是共和黨。我兩邊都是。我工作的時候不講政治。誰好我就投誰的票。我投過布什的票，因為克林頓做的不好。

　　“技術能走多遠，得看你這個運用技術的人有多少想象的空間”

　　李昌鈺以“微物證據”偵破的轟動全美的康州第一起沒有尸體的“碎木機殺妻案”；僅用兩塊白色手帕就使前總統肯尼迪的外甥威廉·肯尼迪擺脫了牢獄之災。特別是在有著“世紀大審判”之稱的“辛普森殺害前妻及男友”的案件中，李昌鈺排除外界干擾和輿論壓力，以尊重科學鑒定結果的態度指出控方提供的證據薄弱，不足以證實辛普森有罪，促使陪審團對其作出了無罪的宣判。

　　新聞周刊：現在這個行業跟上個世紀60年代已經有很大的不同了，在判案當中，技術究竟能走多遠?

　　李昌鈺：技術能走多遠，得看你這個運用技術的人有多少想象的空間，當然要證據，你有想象的空間以后就可以做化驗了。

　　新聞周刊：你覺得參與偵查的那么多案子里面最難的是哪一件?

　　李昌鈺：每一件案子剛開始的時候都是比較困難的，因為開始的時候沒有什么頭緒，如果頭緒已經理出來了就不太困難了。當然一些大一點的案件牽扯到名人，牽扯到百萬富翁，但是我們通常不管他是名人還是沒有名的人，有錢還是沒有錢的人，一律公正處理。

　　稿件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馮亦斐、陳玉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