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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者郎咸平炮轟格林柯爾、TCL集團等企業，引爆一場關于國企產權改革政策之合理性、改革過程之公正性、改革結果之可行性的大討論。除了普通網民和媒體之外，方方面面具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也紛紛主動或被動地表示自己的意見和立場。

　　文/秋風(本刊評論員)

　　一場激情遮蔽理性的辯論

　　這場辯論已不是一場經濟學的專業學術討論。在辯論中，經濟學家并不僅僅對自己的同行說話，而且是對公眾說話，對政府說話。學者們希望使自己的意見影響甚至左右未來的公共政策。因此，這是一場重大的公共政策辯論。

　　辯論進行至此，已經極端清晰地將經濟學界的分歧暴露在公眾面前。一方是所謂經濟學界“主流”，對方將他們稱為“新自由主義者”，暗示他們與阿根廷、俄羅斯那些鼓吹私有化和全球化的經濟學家具有同樣的意識形態背景。不管怎樣，在人們的印象中，這些“主流”經濟學家曾積極參與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方案設計，而他們自己也確實以過去十幾年的經濟增長成就作為自己理論的實踐結果。在目前的辯論中，他們也正是以這一成就來捍衛國企產權改革的合法性、民營化的正當性。他們承認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存在問題，但他們說，問題并不像另一方所說的那樣嚴重。那是改革過程中的問題，而改革本身的正當性是無可置疑的。

　　另一方則通常被人們稱為“新左派”，他們更多地具有批判和懷疑色彩。跟往常一樣，他們以民眾和國家利益的代言人的角色相期許，而對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成就表示質疑。他們指責，這樣的改革，不過就是允許少數權貴肆無忌憚地掠奪國有財產，而人民則因此淪為下崗職工，被甩到社會邊緣。

　　雙方的知識譜系和政治取向如此截然不同，因而，整個辯論充滿了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其中不乏情緒性的、或者上綱上線的攻訐。尤其是“新左派”方面，在一次同仇敵愾的研討會上，又發表公共信，又上書領導人，其言論也具有強烈的戰斗色彩。左大培先生近日發表聲明說，“我向全中國人民敲起警鐘：人民的財產和未來在危險中！”他號召“一切有良知的人都應當行動起來，支持郎咸平先生，保衛我們人民的財產，痛擊那些侵吞人民財產的豺狼！”

　　面對這樣的言辭，任何一個希望保持自己尊嚴的人，一個希望理性地講述道理的學者，恐怕都無法回應。而左大培先生也已經提出了他的戰斗計劃：“我們不僅需要中國的普京，嚴厲打擊那些掠奪人民而致富的富豪，我們更需要真正的清算：對那些借‘改制’掠奪人民財產的人進行清算，對那些推行權貴資本主義的貪官污吏進行清算，對那些有意識支持掠奪人民財產的人進行清算!”當一個辯論者發出這樣的號召的時候，辯論就終止了。

　　回頭再來看這場辯論的導火索，恐怕也正是這樣充滿硝煙味的言辭所點燃的。郎咸平先生的很多研究多有驚人之語，即以其批評格林柯爾的公開演講《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為例，其“涉嫌騙取國有資產”之類的說法，在目前的體制下，很容易被普通讀者解讀出某種對企業極為不利的弦外之音。而他在回應格林柯爾對他發來的律師函時，也有意無意地曲解了該函件中個別用詞的含義。后來，郎先生則沉浸在“戰斗的興奮”中，表示將“斗爭到底”！并稱“與人斗，其樂無窮”。

　　這樣的姿態具有新聞轟動效應，也使學者可以輕松占據某種道德制高點。但是，這恐怕更多地應當是政客的伎倆，而不應是學者的技巧。更有甚者，學者的這種激烈態度，在政策層面上，可能激化人們的情緒，使某些非常極端的主張迅速占據公共空間。這極有可能使公共決策趨于非理性。本次辯論最終是否有益于形成某種更為合理的國有產權改革政策，實為未知之數。

　　權力主導下的產權交易疑云

　　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討論所涉及的是一個極端復雜而敏感的問題，探討這一問題，需要保持一種理性和審慎的態度，對于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進行仔細的辨析。

　　郎咸平的主要結論是，在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中，國有的企業內部人和外部人，以壓低國有資產價格的方式，在內幕交易中侵吞國有資產。內部人一般是指企業經理層，其方式即MBO。實施或者希望實施這一改制模式者，通常是那些由“強人”控制的企業。這些企業家，將一個不起眼的企業做強、做大，因而產生了索取報酬的沖動。

　　這種訴求通常會得到一些經濟學家的支持，他們認為應當實現國有企業所有者到位，而最有效率的辦法，就是將管理層變為所有者。這樣的理論和心態主導了MBO改革嘗試。

　　然而，誠如郎咸平所說的，國有企業向來不缺乏所有者，那就是政府。國企管理層只是經理人而已，再優秀的經理人，也不可能因為其經營成功就有理由成為所有者。在英美背景下，這是一個常識問題，而經濟學家們雖然在倡導美國的企業家文化，卻常常會忘記其普通法的制度背景。

　　外部人收購，則是指民營企業向地方政府收購國有企業資產，以獲得控制權。主流經濟學家傾向于相信，由民營資本收購國有資產，有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大體而言，這樣的信念是沒有錯的。

　　但是，中國現實的政-經框架決定了，具有收購國有資產能力和機會的民營企業，事實上已經偏離了經濟學家理想中的民營企業。

　　對于一位民營企業家來說，現實是痛苦的：最有利可圖的市場是高度封閉的，要進入市場，就需要打通權力關節；最重要的要素，如土地、信貸資金由政府控制，要獲得這些資源，就需要尋求官員的照顧；政府也制定了種種監管規章，建立了種種監管機構，其監管傾向本能地偏向于國有企業而不利于民營企業。因而，民營企業家必須支付監管租金，換來監管機構的“豁免”，減少各個政府部門的“騷擾”。

　　這樣，在那些最為有利可圖、因而也是政府控制最嚴厲的領域，民營企業進入、并且做大做強的過程，其實就是與其權力逐漸靠攏的過程，企業家的能力主要體現在其爭取政府所控制的資源和官員的照顧與保護方面。通常，當一家民營企業已經發展到有能力、并有機會要收購國有資產的時候，其與權力合謀的程度是所有民營企業中最高的。

　　因此，那些最為耀眼的民營企業成功的過程，其實是其民營色彩不斷退化、權力色彩逐漸強化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喪失自我的過程。如果說，那些在政府賦予壟斷地位的市場中輕松獲取壟斷利潤的企業屬于“尋租型”企業，那么，這些借著攀附權力而獲得成功的民營企業，則可稱為“半尋租型”企業。

　　也就是說，目前的政-經制度框架塑造了一個企業家群體，他們被允許進入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交易場，成為與作為國有企業所有人之政府進行談判的交易對象，而他們本身卻正是從權力衍生出來并被予以特殊保護者。不僅如此，由于國有資產的所有者是政府，因而，不管是與國有企業管理層進行交易，還是與民營企業進行交易，行使國有資產處置權的都是地方政府首長或相關部門官員。在現有體制下，這些官員通常認為自己就完全足以代表政府，處置國有資產。

　　這樣，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交易雙方很難在商言商，因為雙方都不是純粹的商。這是一個高度扭曲的產權交易市場。普通民眾不大可能相信這種市場的交易結果是公道的、有益于公共利益的。

　　不管這一判斷是否“客觀”和“科學”，重要的是這一判斷已被很多人堅信。這本身就構成了一個需要嚴肅對待的社會事實。郎咸平的批評和新左派的附和，集中地表達了民眾對國有產權改革公正性的普遍懷疑。不過，上述分析也表明，這種懷疑，源于人們對國有資產交易背后那只權力之手的不信任。

　　因而，如果要繼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就需要由此入手。而郎咸平卻指向了錯誤的方向。至于新左派呼吁對已經進行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進行清算，則是一種危險的政治訴求。如果說改革過程的某種不公平在某些社會群體中造成了不滿和怨恨的心理，那么，負責任的做法是探討采取某種措施，緩解這種情緒。而激化它、使之演變成社會沖突，無益于任何人。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總第19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