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特點，我說是大家都有一種‘病’，這種病就是口中老說回國，心中老想回國，談起回國興致勃勃，實際上卻又舉棋不定，一時半會兒回不了國。這就是我們這50多人的最大特點。”高健是一家日本公司中中國人部門的“頭”。

　　高健笑稱，這是“大家犯了一種‘思歸病’”。

　　其實像高健他們公司的華人社員一樣犯了“思歸病”的在日華人并不少見，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隨著中日經濟合作的日漸緊密；隨著各種各樣的中國風中國潮在世界各地的頻繁涌現；隨著功成名就的海歸事例被媒體的不斷描述、放大加光。

　　同時在日本日久思鄉，有人渴望立業，讓人生增值，有人渴望穩定，讓生活里有親人朋友的溫情，種種信息、愿望和沖動，都讓在日本的中國人內心深處把一個念頭不斷重復、強化，那就是：回國。

　　一、話歸國，尋找圓夢的舞臺

　　顏濤是日立制作所國際網絡事業部中國市場副總監，不到30歲的年紀，取得如此成就在論資排輩嚴重的日本大公司里的確令人刮目相看，但這并沒有拴住顏濤的心。

　　和朋友聚會，與家人閑談，顏濤都是談回國談得最熱切最起勁的人，而且國內來日招聘的大會小會上，也能頻頻見到他的身影。

　　對此顏濤表露了自己的心曲：“在日本，你若不入日本籍，基本上很難進入企業中高管理層，即使入了日籍，由于中國出身，到了一定程度也就停住了發展。而中國現在正是網絡事業蓬勃發展的最佳時期，若能回中國本土發展，不僅可以工作在家人朋友身邊，而且可以說是‘海闊任魚躍，山高任鳥飛’，只要你有本事，盡可以有發展的舞臺。”抱著這一想法，顏濤也就成了國內人才招聘市場上的常客。

　　然而，現實與理想總是有著一定的距離，顏濤的應聘并不順利。“國內的招聘要求太過苛刻”，顏濤總結。盡管顏濤有東大碩士的學歷，有在日立工作的經驗，但對方卻并不滿意，要求條件一高再高。

　　好容易有了中意顏濤的單位，而條件又談不攏，就這樣幾個回合下來，顏濤回國工作的計劃還是“停留在口頭上，落實在履歷書的書面上。”顏濤也就成了“思歸族”中最活躍的一員。

　　二、話歸國，感受逆文化沖擊的迷惘

　　常常隨著回國的話題而被華人們談起的還有它的孿生話題──回國后的感受。“回國后和朋友一起聊天，我感到自己像個下里巴人，國內的發展太快了，我已經跟不上了。”

　　“我在日本一向很中國，可回到中國，朋友們卻覺得我處處很日本。”對于自己曾經那么熟悉的中國文化，還要重新適應，這是很多在國內生活了一段時間的在日華人談得最多的話題，也成了很多華人回國前躊躇不前的無形壁壘。

　　博士畢業，在一家日本著名企業做經營企劃的張雪梅小姐對此感觸頗深。

　　張雪梅來日7年，博士畢業后到一家著名日企工作，2年后被派到中國分公司做管理職。初時張雪梅高興極了，重新回到中國，熟悉的語言，地道的中國菜，便宜的物價，都讓她心花怒放。“半年之后，我感到了自己和同事間的差異，感到自己有了問題。”

　　首先是語言問題，在日本時張雪梅老嫌自己日語不夠好，努力看日文書聽日文廣播，回到中國后，張雪梅感到了日文的“別扭”。一次和一同事聊天，對方突然說：“我們都是中國人，說純粹的中國話好不好？不要當假洋鬼子了。”張雪梅的臉騰地紅到了脖根。

　　張雪梅回憶：“我不是在故意說日語，炫耀自己，實在是習慣了，有些時候一些中文詞一時反應不過來，有時是無意識就溜出一句半句日語。”在《圍城》里，鍾書先生把海歸說話夾外語詞，比作“夾在牙縫兒里的肉屑”，這時張雪梅是真正體會到了這比喻的刻薄。

　　其次是文化的震驚。張雪梅講，在日本公司同事不談私事，平時有一說一，哪怕填一張圖書卡，大家都會實話實填。而在國內，找出一張摻了水份的履歷書并非難事，“真相大白”后當事人還理直氣壯，“還不是為了能進公司工作嗎？”或“填錯了有什么了不起？”這讓張雪梅感到了深深的悲涼。

　　還有許許多多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同樣讓張雪梅感到隔閡。如有一次朋友問張雪梅，月工資是多少？張雪梅含糊其辭時，朋友卻直接了當地說了自己的工資，然后扔下一句“這有什么可保密的，我又不向你借錢。”然后揚長而去。

　　張雪梅是獨身，但女人的天性使她不愿過多地向外人談起自己的年齡、收入和生活等。在國內有好心人給張小姐做媒。張雪梅開始欣然接受，因為好心人主動幫忙，又是免費，這讓她感到了“還是祖國好”。然而隨后好心人對她的刨根問底卻讓她為了難，最后是鵲橋沒登上，張雪梅反而見媒婆落逃了。

　　漸漸地，張雪梅感到自己已遠離了自己曾那么熟悉的中國文化氛圍。而自己身上受日本文化影響的部分又因自己是中國人而不被同胞接受，感受到了需要重新適應中國生活的困擾，張小姐終于向公司要求調回了日本。

　　像張雪梅這樣回國后深感逆文化沖擊的華人不在少數。高健認為，這是因為一方面很多華人在日本度過了自己的青春期，不知不覺間已潛移默化吸收了日本文化的很多東西，突然回國反而對中國文化不習慣了。

　　另一方面，中國近20年來，隨著經濟的迅猛騰飛，人的各種觀念、社會風氣，公眾的價值觀包括生活用語等都在迅速變化，而久別故鄉的華人顯然也陌生于這種變化，因而回國生活，一時不容于環境，或有自己已被時代邊緣化的感覺都在所難免。逆文化的沖擊雖擋不住華人回國的腳步，卻也是許多華人在考慮回國時躑躅緋徊的原因之一。

　　三、話歸國，首代移民的文化特質

　　逆文化的沖擊可以使華人感到震驚，可以成為華人談起回國時的熱門話題，但是卻絕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礙。

　　張志邦表示自己當年可以只身一人兩手空空來到一無所知的日本留學，要適應日本文化，要學日本語言，還要打工上學，現在這一切都走過來了。與這些比起來回國重新適應國內的生活顯然要容易得多。之所以他沒有回國實在是出于更現實的考慮，主要是孩子和工作。

　　當年張志邦來日時已30多歲了，幾年后接妻子來日留學，其后把上小學的孩子也接來了日本，經過10多年的打拼，夫妻均大學院畢業。在日就了職，孩子也上了初中。

　　張志邦稱，隨著年紀的增長，他想回國的念頭也就日甚一日，然而現實是國內高考竟爭激烈，又無針對海外子女考學的政策，在日本日語環境下學習的孩子，回國參加高考竟逐必敗無疑，因而為了孩子的前程，他們的回國日程表只能推到孩子上了大學再說。

　　但孩子上了大學后，夫妻倆真的就可以輕松回國了嗎？張志邦自己也不相信這么簡單。“到時候夫妻倆都年近50歲了，回國能找到工作嗎？靠積蓄生活能有安全感嗎？”

　　這一系列難題張志邦都想過了，但他相信總是能找到解決的辦法的。他堅持沒有加入日籍而是辦了永住，就是因為回國這個念頭從來沒有在他的心中泯滅過。

　　和張志邦不同，從國內直接來日就職的周民認為回國最大的障礙還是工作。周民大學畢業在國內工作了2年后來日做IT工程師。

　　在國內周民大學里學的計算器軟件工程專業，畢業后他比學其它專業的同學幸運，順利地找到了工作，但在北京一個月4000元的工資實在派不上什么用場。

　　這時日本一家公司招人，周民認為是個機會，就跨海來日了，5年里他跳了兩次槽，現在工資拿到每月35萬日元，年收入近500萬日元。他認為自己留在日本的理由非常簡單，就沖這500萬工資，等錢掙夠了，就回國，但錢多少是夠，周民沒有說。

　　周民的一位華人同事卻說了，他7年前來日時和周民一樣，后來成了家有了孩子，什么時候回國，以后還能不能回國，他自己也不知道了，知道的只是眼下的幾年不太可能變動。而張志邦周民的生活也正是很多華人的生活實態。

　　一位研究社會學的學者一語道破了這個天機：思歸、話思歸，其實是第一代移民的文化特質。作為第一代移民，大多數人在出國前并沒有移民定居的打算，只是出來闖世界，他們的夢想就是衣錦還鄉，因而思歸的念頭可以說時刻活在他們的心里。

　　但現實是隨著在日生活漸久，生活的基礎也越來越厚實，家庭、子女可謂樹大根深，遷移的阻力也就越來越大。但回國的愿望卻越來越強烈。這也是華人思歸現象的一個文化根源。

　　一位落款為“總想回國”的華人在“在日華人”網頁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我每過一段時間想回國的想法就蠢蠢欲動。沒有下決心回去的理由僅僅是工資差別。生活太現實，將來需要保障。在日本的同胞們，你們想回國嗎？多久想一次？”這是又一位思歸族吐露的心曲。

　　文章來源：《中文導報》 文/李春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