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體育活動以運動員自愿參加為原則，是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組織者和運動員之間形成的是一種民事法律關系。

　　□“生死狀”是運動員和組織者之間的賽前免責協議，依據合同法，造成對方人身傷害的免責條款無效，因此，“生死狀”是無效的。

　　□大賽組織者負有告知風險義務、預防風險義務和救助義務，凡未履行這些義務造成運動員傷亡的，應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

　　10月17日，第24屆北京國際馬拉松賽的落幕有些悲壯，兩名參賽運動員先后猝死賽場。隨即，國內許多媒體相繼展開了“誰為馬拉松賽猝死者埋單”的大辯論，猝死學生的家長也向學校提出了賠償要求。近日，記者就此事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行政法教授楊建順和北京大學民法教授尹田。

　　先決問題：組織者和運動員之間是何法律關系

　　記者：目前在馬拉松猝死者賠償問題上，有說要賠的，也有說不賠的。其實，在決定賠償與否之前，必須先解決大賽組織者和參賽運動員之間是何種法律關系，因為不同的法律關系構成不同的法律責任。那么，這兩者之間是民事法律關系還是行政法律關系？

　　楊建順：在馬拉松賽這類社會體育活動中，大賽組織者和參賽運動員之間是一種民事契約關系，而非行政法律關系。《體育法》第十條規定：“國家提倡公民參加社會體育活動，增進身心健康。……社會體育活動應當堅持業余、自愿、小型多樣，遵循因地制宜和科學文明的原則。”這就是說，社會體育活動是以運動員的自愿參加為原則，政府只是指導，而非強制。因此，這種沒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不屬于行政行為。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對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提起的訴訟，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從這里也可以推出前述結論。

　　尹田：命令與服從是行政法律關系的標志，而在馬拉松賽中，參賽與否是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礎上的，因此，這是一種民事法律關系，可以被看做是一種特殊的民事合同。

　　敏感問題：應否給予國家賠償

　　記者：有媒體稱，因為猝死者是積極響應政府號召而參加馬拉松賽的，所以有權得到政府的賠償，否則不公平。對此，政府是否應該給予一定的賠償或補償？

　　楊建順：由于組織馬拉松賽不是政府的行政行為，因此不發生行政賠償問題。當然，按照《憲法》規定的公民享有物質幫助權的精神，在無法通過保險機制來填補死者損害的情況下，政府應當從行政給付的角度，給予死者家屬一定的撫恤金，這也符合公平正義。

　　焦點問題：“生死狀”有無法律效力

　　記者：馬拉松猝死事件發生后，許多媒體紛紛指責參賽報名表上的“生死狀”——“本人(運動員)在這次比賽中發生任何傷亡事故均由本人簽名者負責，家屬、遺囑執行人或有關人員均不能狀告馬拉松組委會，不能以此為由提出索賠要求”。俗話說，人命關天，大賽組織者推出的這一免責條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能否減輕或免除其賠償責任？

　　楊建順：馬拉松賽跑，是一項群眾性社會活動，也是一項為參賽者提供自我價值實現的活動。因此，整個活動中的有關責任承擔問題，應該充分體現個人自治的原則，只要是運動員自覺自愿地參與了這一活動，那么，其中的權利、義務和責任，在不違反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完全可以依據運動員和組織者之間的賽前協議來決定。但類似“生死狀”這樣的免責條款則是無效的，因為它違背了合同法關于人身傷害不得免責的規定。

　　尹田：目前關于這一“生死狀”的效力問題有三種不同看法：一是有效，因為這是雙方自愿達成的真實意思表示；二是無效，因為人身傷亡賠償是不可以約定免責的；三是可以適當減輕大賽組織者的賠償責任，因為這可以被看做是運動員放棄個人利益、自愿承擔比賽風險的意思表示。實際上，判斷這一免責條款是否有效，必須嚴格依據現行法的規定。《合同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責條款無效：(一)造成對方人身傷害的。……”

　　據此，可以認定“生死狀”是無效的，而且是絕對無效的。當然，“生死狀”無效并不意味著大賽組織者就必然要對運動員的傷亡承擔賠償責任，其是否承擔賠償責任，關鍵要看其是否存在違約行為和過錯。

　　關鍵問題：組織者有何安全保障義務

　　記者：從媒體披露的情況看，這次北京國際馬拉松大賽暴露出許多管理上的漏洞，如賽前體檢把關不嚴、比賽途中供水短缺、救護設施不到位等等。我們知道，體育比賽總是存在某種風險。如何減少風險，固然與運動員本人的謹慎有關，但主要是靠大賽組織者采取更完善的安全保障措施。那么，大賽組織者對運動員是否負有一種類似于經營者對消費者那樣的安全保障義務？這一安全保障義務的具體內涵是什么？

　　尹田：一個民事主體是否對另一個民事主體負有某種義務，關鍵看是否存在合同約定和法律規定。《合同法》第六十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這一義務，在學理上被稱做合同的附隨義務，這是一種法定義務。結合馬拉松賽這類大型社會體育活動的實際情況看，大賽組織者對比賽及其風險擁有比運動員更高的認識能力和應對能力，因此，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認定大賽組織者對運動員負有提供安全保障的附隨義務。這一安全保障義務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首先是告知義務，在賽前必須以適當的方式明確告知參賽者比賽存在的一切風險，如人身傷亡、財產損失等，以備參賽者決定是否參賽；其次是預防義務，必須事先采取合理的安全預防措施，如實行嚴格的參賽資格審查、沿途提供充分的能量供給、全程交通監控等；三是救助義務，在發生意外風險時，必須及時救助，防止損害進一步擴大。凡未盡到上述安全保障義務導致運動員受到損害的，大賽組織者應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

　　記者：這次馬拉松賽中猝死的大學生劉紅斌，未經體檢參加了比賽，結果因體質不適而猝死。這里邊固然有死者本人的過失，但大賽組織者未嚴格把關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由此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大賽組織者沒有盡到某一安全保障義務，同時運動員本人也存在過失，那么，因此發生的損害該如何承擔？

　　尹田：這里涉及到一個過失輕重問題。按照民法上的“重過失吸收輕過失原則”，輕過失者對損害后果不需要承擔責任。就體育比賽而言，如果對于損害的發生，運動員只有輕微的或者一般的過失，如明知要體檢，但深信自己身體健康，沒有體檢就參賽了，而大賽組織者卻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如明知參賽者必須達到某一體能標準才能參賽但因疏忽而允許不合格者參賽，那么，大賽組織者要負全部責任。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考慮大賽組織者較運動員尤其是業余運動員具有更高的信息優勢和控制能力，要賦予大賽組織者更高的注意義務和謹慎義務。當然，如果損害的發生是因運動員的重大過失造成的，那么其必須承擔責任甚至是主要責任，大賽組織者因此可以減輕責任。此外，在舉證責任分配上，應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由大賽組織者舉證自己無過錯，否則推定其具有過錯。這是因為，體育比賽活動糾紛的處理，要按照有利于保護運動員的原則來處理。

　　深層問題：不讓運動員再流血

　　記者：馬拉松猝死事件的最大意義，莫過于讓我們重新審視舉辦社會體育活動的制度缺陷。請問，當前亟須從哪些方面予以健全？

　　尹田：大型社會體育活動，對于提高全民的身體素質和思想素質，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對此，國家應該給予鼓勵、指導和扶持。但大型社會體育活動也存在高風險的特征，這要求我們加強管理，特別是在管理方面要采取一些強制性制度。從目前情況看，這一點做得遠遠不夠。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前的這段時間里，建立和健全一系列關于體育活動的法律法規，無疑是當務之急。

　　楊建順：目前《體育法》的相關規定過于指導化和原則性，缺乏可操作性。我們要以此事件為契機，修改《體育法》，對運動員資格準入、賽前體檢、安全保障措施、緊急救護以及相關責任承擔作出具體規定。此外，從此件事情來看，有關保險制度的完備也是不可或缺的。(作者:曾獻文 來源: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