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盡管美國總統大選鬧得雞飛狗跳，但是，在洶涌的總統選舉大潮下面，其實，一只具有很多爪子的錨固定著美國，使美國不至于游離港灣
本刊評論員/秋風
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把很多美國人攪得頭暈眼花，整個世界也睜大了眼看著誰將搬入白宮，拉登之類的恐怖分子也不甘寂寞，來湊美國總統大選的熱鬧。的確，美國是世界上最有實力的國家，誰當總統，當然牽動整個世界的目光。
不過，如果你仔細研究一下美國憲法，尤其是閱讀一下當年起草憲法的那些美國人留下來的記錄，比如麥迪遜的《制憲會議記錄》，漢密爾頓、麥迪遜和杰伊為了說服人民接受當時剛剛制定出來的憲法而合寫的《聯邦黨人文集》，再閱讀一下美國憲制史和現實的政治結構，可能就不會對總統大選如此投入過分在意了。
美國人、尤其是美國政府滿世界逢人便說它是個民主國家，然而，去問問200年前主導了制憲過程的聯邦黨人，他們可絕不會認同這種說法。他們所要建立的不是一個人們現在通常所理解的民主國家，而是一個“共和政體”，也即一個代議制的、憲政的有限政府。這個政府的權力當然來自人民，但卻是“由某些自愿任職的人在一定時期內或者在其忠實履行職責期間進行管理”。
現代人通常將民主等同于投票，但美國立憲者卻似乎不大喜歡民主投票。他們在憲法中進行了種種制度設計，限制人民直接投票選舉的范圍。因此，眾議院盡管是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的，但參議院卻是間接選舉的，總統也是由“選舉人團”間接選舉的，至于權力很大的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則是由總統提名、參議院認可的，而且，只要“行為得當”就可以終身任職。
明乎此，也就可以設想，當代美國人，只要不是狂妄到自認為比制憲者更有政治智慧，就不可能廢除外國人普遍不能理解的“選舉人團”制度。它似乎以一塊良性腫瘤的形態昭示了美國政體的基本精神。這是很多美國人堅守這一制度的深層理由。外國人不了解這一點，所以才會不恰當地嘲笑美國人的保守。在當代世界各國政體的圖譜上，美國的制度確實是屬于比較古典的。奇怪的是，這樣古典的制度卻相當穩定，甚至連一場內戰、連上個世紀60年代席卷全球的文化革命風暴都沒有撼動它。
至于總統的權力，不管是在憲法上，還是在現實中，遠沒有外人想象的那么大。立憲者當然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總統，但是他們可絕不希望來一個新國王。因此，在政體設計中，總統的權力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最主要的限制，來自于權力的分立與制衡原則。
但是，必須立刻補充說，美國絕不是通常所理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國家，更正確的描述是，在美國政體中，同樣的權力分配給了立法、行政、司法三個部門，不過側重點各有不同罷了。比如，立法權方面，總統有提案權，國會兩院有權審議通過，但法院卻可以通過司法審查權裁決其違憲而將其廢止。
具體到總統的權力，按照一般所理解的三權分立原則，總統擁有全部行政權。但在美國，卻絕非如此。按理說，外交事務屬于行政權范疇，但國會通過《與臺灣關系法》，總統只能執行。總統可以消極，也可以積極，但總得執行。同樣，總統確實是三軍最高統帥，但他要打仗，必須由國會宣戰，即使不宣戰，也要由國會撥款。國會不撥款，行政部門甚至只能關門。上世紀80年代就真的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尤其是參議院在美國政治中的作用，通常被人們忽視。事實上，美國的參議院相當于羅馬共和國的元老院——英文的參議院senate，實際上就來自元老院。參議院分享了總統的很多行政權力。總統任命行政官員、法官、大使，必須獲得參議院的認可。在19世紀若干年里，美國有些人可能不知道總統是誰，但一些資深參議員卻是全國聞名。因此，在美國地方政治中，參議員的影響可能不亞于總統。
除了這些制度因素之外，還有一點值得關注。總統盡管可以制定種種外交、國防、社會福利、教育等政策，但是，在美國，政治的形成過程，是一個漫長的博弈過程。各種各樣的利益團體都會表達自己的訴求，并進行討價還價，而各種各樣觀念、立場的人也會提出自己的設想，在觀念的市場上競爭。而任何公共決策都不可能無視這些利益和觀念。因此，不管是形成冷戰的戰略決策，還是對中國的政策，或者是冷戰后重新安排世界秩序的決策，都花費了數年乃至十余年時間，橫跨一兩屆、兩三屆總統任期。由此形成的基本政策，體現的是精英的共識，反映的是普遍的公共利益，不大可能因為換了總統而發生大轉向。
這是對總統權力的一種軟性制約。因此，總統換了，部長換了，但并不意味著政策、尤其是重大戰略性政策跟著就變了。當然，每位總統都有自己的個性，每屆行政當局都有自己的政策重點，但是，一位明智的總統不大可能陡然轉向。即使他要轉向，他也首先得進行大量說服工作，說服國會，說服公眾。而這是需要耗費時間的，因此，即使有政策轉向，也不可能在總統大選之后立刻出現。
因此，盡管美國總統大選鬧得雞飛狗跳，但是，在洶涌的總統選舉大潮下面，其實，一只具有很多爪子的錨固定著美國，使美國不至于游離港灣。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總第2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