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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璇(1920-1957)，是我國蜚聲影壇、歌壇的兩棲明星，被人們譽為“金嗓子”。她出身貧寒，婚姻不幸。她一生悲劇有四個謎：即她的出生考詳、婚姻是非、財產原委和突然死亡。

　　1954年2月，媽媽已經去北京治病。陪媽媽去北京看病的有吳茵和黃晨，還有我的奶媽。

　　媽媽剛住院時，因為精神受到刺激，每天哭泣，經常不吃不喝。不久環境又使她發展到突然間會尖聲冷笑起來，并開始打人了，而且只打女的，這不難反映出，在媽媽的認知中所謂給她帶來不幸或她稱之謂“有惡意”的，顯然主要是一些來自她身邊的女性；而非男士，如朱懷德(周璇的第二任丈夫)之輩。

　　一年后，媽媽從北京回來了，她的情緒穩定下來，回到了上海醫院療養。

　　那是1955年的一個春天。清晨，父親給我換上了干凈的衣服，高興地對我說：“兒，你媽媽已從北京回到上海來了，今天我們要去見媽媽。”

　　進了醫院的大門，看到來往的叔叔阿姨全是白衣白帽。爸爸問了路，我們來到病房門口，值班的護士領著我一起進了房門。媽媽那時正躺在床上臉沖里睡著，護士走過去拍了拍她，然后小聲對著她的耳朵說了一陣話，只見媽媽騰地一下坐了起來。她的神情激動，短頭發有些凌亂，臉色蒼白憔悴，先是望著父親，后又轉向我，愣了一下，嘴里念叨著：“是偉兒嗎？是嗎？”“是的，是你的偉兒，快4歲了。”父親急忙告慰她。這時，只見媽媽好像發現珍寶似的，不顧一切地把我從護士手中接了過來，摟在懷里，發瘋般地吻我的眼睛、兩頰、嘴唇和頭發。我被這種狂吻嚇慌了，轉過頭去看父親。“媽媽的好乖乖。”媽媽轉身把我放在床上，她笑著，眼淚卻止不住地流到臉上。

　　護士“胖阿姨”拿來一些糖果，媽媽一顆一顆地剝給我吃，而后又抓起一把給父親，一邊逗我玩，一邊說：“老大哥，等你把我接出去，咱們就申請出國，咱們到外邊去就可以結婚了，我還有一些錢，而且到時候我演電影、唱歌，你畫畫，好好培養孩子，好不好？”“好……好！”父親苦笑著。

　　媽媽看了看我，又接著說：“黃宗英帶著民民(周璇長子)來過幾次，可是民民跟我一點都不親，雖說是這樣我還是不放心，因為黃宗英自己也生了一個孩子，不知民民會怎樣？” 　　　

　　“璇子，你放心吧，她當時領民民是為了沖喜，一年以后果然懷孕了，現在生了孩子，更應該愛護民民了。再說，她生的是個女孩，家里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兒不是正合心嗎？何況你講過為了民民你在經濟上也沒虧了她呀。”

　　在這段時間里我經常去看媽媽，每次她總是久久地樂滋滋地望著我。媽媽注意修飾起來，臉上又有了生氣，她希望自己身體趕快好起來，好能與兒子團聚在一起，她盼著父親早日接她出去。 　　　

　　根據她的病情，醫院早就主張：能讓親人接走她，對她是非常有好處的。但媽媽的生活管理單位即劇影協會婦聯會的那幾個負責人就是不同意。當時的情況是：媽媽身邊只剩下父親和我兩個親人，我年幼尚稚，父親又是不被她們承認的，媽媽的一切只好聽由婦聯會——說白了也就是原來電影圈里的那幾位姐妹，她們以組織名義來擺布和決定。醫院不聽她們的又聽誰的呢？因此只好推說媽媽身體還需要療養，不能出院。她們又做出一個決定：通知醫院，以后再不允許我與父親唐棣來看望媽媽！

　　當媽媽知道這消息時，臉上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眼睛里面剛剛燃起的生命之光的火星又漸漸熄滅了，變得陰沉冷峻。她去問護士，又去問大夫，這是為什么？媽媽在病房里大步地來回走著，不住地說：“我的天，我的天，同樣是我的孩子，為什么只準民民來看我而不準偉兒來……？”沒人能回答她。媽媽又開始復現了原來的病態，不打扮，不洗臉，不脫衣，不脫鞋，整天躺在病上，閉著眼睛不說話，拒絕吃葷，只吃素，連平日最有興趣的燒雞也不要吃了。有時睜開眼睛也是呆呆地望著這間似乎永遠不能擺脫的房間。

　　然而黨和人民都在關心著媽媽的命運，善良的人們也沒有忘記她，都在詢問她的消息。

　　1957年5月底，文化部副部長夏衍發來了慰問電，祝賀她的康復，媽媽深受感動，好幾天過去了她才逐漸平靜下來，黨和人民沒有忘記她，這使她明白了許多道理，在困難中增添了信心。她立即致函夏衍部長，表達了她那激動不已的心情：

　　夏衍部長同志：

　　接到您5月25日給我的電報非常感激，我現在情況很好，就快出院了，出院以后希望在您的領導下繼續為電影事業工作，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此致

　　　　　　　　　敬禮

　　　　　　　　　　　　　　　　　　　　周璇

　　　　　　　　　　　　　　　　　　　　1957.6.10

　　6月18日，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到醫院拍攝了媽媽在醫院生活的短片，這一天媽媽又到廣播電臺錄音播唱……

　　1957年初夏，媽媽在黨組織和醫務人員的關懷幫助下，健康狀況一直保持得不錯。報

　　紙、電臺和新聞紀錄片紛紛報道這些喜訊：“周璇看畫報”，“周璇與記者交談”，“周璇愉快地打羽毛球”，“周璇到南京西路來喜飯店吃午飯”，“周璇到演員、導演家做客”，為了滿足國內外觀眾的要求，媽媽給觀眾還寫了一封公開信：

　　親愛的觀眾：

　　我的病已經好了，快要出院了，就快要工作了。我一定在黨的培養下好好拍電影來感謝觀眾們對我的熱愛和關懷。

　　周璇1957年5月18日

　　1957年7月14日，記者采訪媽媽的消息和照片又一次見報了。可這以后，有關媽媽的消息突然中止了。原來媽媽于7月19日突然高燒不止，經診斷，她患了中暑性腦炎，轉到內科學院(今華山醫院)搶救。

　　父親急忙托人帶我去看望媽媽，這次，我很順利地進了醫院。一進病房，就感到氣氛不同往常，室內異常寂靜，穿白衣服的醫生、護士神色緊張，腳步匆忙。媽媽的床邊，放著我以前不曾見過的氧氣瓶、輸液架。媽媽靜靜地躺在床上，一目微合，一目微睜。我很害怕，不知媽媽得了什么病，輕輕地喊了一聲“媽媽”。兒子的聲音最能引起母親的注意，媽媽驚醒了，雙眸漸漸睜開，目不轉睛地看著我，費力地伸出手來拉住了我。我看到媽媽那蒼白的面容因興奮而泛紅，溫順的眼睛里浮現出一絲微笑。我驚愕地望著她，從未見到她有過如此美麗的光彩；瞬間，她的臉色變得黯淡無光了，她顫動著嘴唇喃喃地說：“我……總是想著……想著……有一天能看見你長大成人……兒子，快，快長大吧！來幫幫媽媽吧！長大了要幫媽媽出氣！”一位護士過來把我拉起，我看到媽媽的嘴唇動著，低微顫抖的聲音似乎是在喊著“偉兒、偉兒……”她緊緊地抓住我的小手，不肯松開，仿佛有千言萬語要對我講啊，說啊，這時不知是誰小聲說：“快把孩子領走吧，病人需要安靜。”我被領到病房外，我掙扎著，哭喊著：“我要媽媽，我要媽媽呀！媽媽，咱們回家吧！”

　　萬沒想到，自從那次我們母子相會不久，媽媽就長眠不醒了。幾分鐘的相會竟成了我們最后的訣別。1957年9月22日晚8點50分，媽媽終于停止了呼吸，一代歌星、影星在她人生37歲的盛年被難以名狀的“病魔”奪去了生命。

　　(文/周偉 常晶 摘自《我的媽媽周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