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7日電 今年的12月11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3周年。人民日報報道，該報為此采訪了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原外經貿部副部長和中國加入世貿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下文為此次訪談的內容。

　　3年積極變化證明中央加入世貿的決策完全正確

　　記者：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已有3年，您認為3年來加入世貿這件事對國內經濟帶來的最主要影響是什么？

　　龍永圖：評價加入世貿的實際影響，首先要看看加入世貿的意義：對于加入世貿的意義，當年黨中央、國務院有兩個基本判斷，即它是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戰略部署、標志著對外開放進入一個新階段。從這兩點講，3年來的變化是可喜的，效果是積極的。事實證明，中央有關加入世貿的重大決策完全正確。

　　3年來，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得到很大改善。中方承諾遵守世貿規則，承諾開放國內市場，樹立起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我們有誠意也有能力履行義務。中國政府清理、修訂了大批涉外經濟文件法規，在貨物貿易的關稅減讓、非關稅壁壘減少、服務業的市場開放以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承諾基本兌現，有些承諾甚至提前履行。我國經濟整體運行狀況也被國際社會普遍看好，關于中國履行承諾的兩次年度審議，WTO成員都給中國打了高分。WTO現任總干事素帕猜以及美國、歐盟商會對中國這3年的表現予以充分肯定。

　　與此同時，作為WTO一員，我們也享受到了權利，國內投資、商業環境更趨優化。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國對華最惠國待遇問題，以前每年我們都要遭遇美方關于最惠國待遇的年度審查，嚴重影響中美關系的穩定。加入世貿后，美國依照協議修改了國內法，取消了對華最惠國待遇的歧視性政策，從而使我們一勞永逸地解決了這個難題。

　　加入世貿效應正從貿易政策向更廣更深的領域滲透

　　記者：在您眼里，今天的中國社會與3年前有什么明顯變化？加入世貿對改革開放進程是否起到促進作用？

　　龍永圖：3年來，隨著遍及全國的WTO熱潮，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和理念也越來越深入人心。比如國民待遇，加入世貿前大家關注較多的是外資企業；加入世貿后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更為全面，要求對所有國內企業也要一視同仁，特別是大量民營企業開始擁有平等競爭的機會，這是個很大的進步。

　　又如透明度，原先外商總說，在中國投資，不怕不優惠，就怕不透明。這3年我們在貿易、投資及相關政策上的透明度大大提高，尤其是政府加入世貿初見成效，各地競相建設“陽光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法律體制日臻規范和完善，增強了合作伙伴的信心。3年來，中國的外貿出口和利用外資分別保持30%和40%的增速，今年進出口額比3年前翻了一番，將歷史性地突破1萬億美元，實際引資將歷史性地突破600億美元。這雖不能全部歸功于加入世貿的結果，但加入世貿無疑是其中的重要動因。

　　需要指出的是，加入世貿后我們并沒有機械地執行WTO那些條文，如果就協議說協議，還是停留在應付層面，對全社會就不會產生深遠影響。在履行承諾的過程中，我們在努力舉一反三，使WTO效應從貿易政策向更廣更深的領域滲透，從而達到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目的。

　　國內企業已初步適應了加入世貿后的角色轉化

　　記者：加入世貿之初，我們說得最多的是“既要敢于開放市場，又要善于保護自己”，您覺得3年來國內企業這方面做得怎么樣？我們是否適應了“WTO新成員”的角色轉化？

　　龍永圖：最好的保護辦法是開放。經過3年磨合，國內企業成長了許多。以往遇到國外反傾銷，大多數企業都是束手無策或者逃之夭夭，可是現在，有相當一部分企業有了規則意識、法律意識，面對貿易摩擦敢于主動應戰了。還有，企業不再像前些年那樣動輒尋求保護，而是逐漸正視競爭，通過加快技術創新、提高產品質量、開拓市場空間等，進一步固本強身，這說明我們初步適應了加入世貿后的角色轉化，并在走向成熟的市場經濟進程中邁出了重要一步。

　　消費者得到的實惠越來越多

　　記者：廣大老百姓從中受益了嗎？

　　龍永圖：當然受益。拿汽車來說，這3年國內汽車產業發展迅速，形成良好的競爭格局，在品種、質量、價格上都讓消費者得到了實惠，并有望成為最具出口潛力的產業。利用WTO規則實行的農業補貼，也有利于農民增收。今年我國進口將超過5000億美元，這個盤子以后還將逐年擴大，其中有不少是跟老百姓生活很密切的消費品。好處是不言而喻的。

　　全面、歷史、客觀地看待“不利條款”

　　記者：最近一段時期，有人質疑加入世貿協議中的幾個“不利條款”，認為這是談判中留下的“尾巴”，會給我們帶來被動，對此您怎么看？

　　龍永圖：所謂“不利條款”，無非是指第十五條(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和第十六條(特殊保障措施)。現在存在一個認識誤區，實際上它的影響是很有限的。

　　以市場經濟地位為例，按照議定書，是指涉及遭受國外反傾銷調查的企業，而不是針對所有國內企業，這個比例是很小的，去年我國遇到反傾銷調查的出口金額僅占當年出口總額的0.5%。另外，“不利條款”也有積極的一面：過去人家一搞反傾銷，就自動把你當成非市場經濟對待，涉案企業一律采取替代國價格來計算反傾銷稅，一棍子打死，吃虧吃大了。可第十五條卻給了中國企業另一種可能性：如果能證明自己在制造、生產和銷售該產品方面具備市場經濟條件，沒拿政府補貼，沒有惡性競爭，沒做假賬，那么就可采用中國國內的價格或成本。這其實給遭受反傾銷調查的國內企業提供了一條生路，3年來有不少成功案例。況且“不利條款”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效遏制了壓價競爭，促進了行業自律，所以不必過多夸大這兩個條款的負面性，應該全面、歷史、客觀地看待它。

　　在加入世貿談判中，有很多問題比上述兩個條款的分量要重得多，比如資本市場開放，外方曾要求我們加入世貿5年內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包括匯率自由浮動，這一條我們堅決沒答應。如果我們簽了開放資本市場的條款，那會給今天的中國經濟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造成多大壓力！所以說，我們在局部利益上作出的一點讓步，換取了外方在全局性的、涉及重大利益的問題上的更大讓步。這一談判結果的正確性將繼續被時間所證明。

　　加入世貿并未影響宏觀調控

　　記者：目前我國正在加強宏觀調控，有一種觀點提出，調控任務如此艱巨復雜，部分原因是加入世貿后外部因素增多，不確定性加大，又受到各種規則的制約，進而認為加入世貿影響了宏觀調控能力。您不會同意這種說法吧？

　　龍永圖：這個觀點完全站不住腳。我們的加入世貿議定書里有哪一條是制約政府宏觀調控的？許多WTO成員既開放了市場，又用市場經濟手段進行調節，結果并未影響政府對經濟的調控。中國政府同樣有能力做到這些。只要掌握好世貿規則，運用好各種經濟手段，建立有效的法律體系，我們的宏觀調控將會更加有效有力。

　　過渡期結束不等于國內開放程度達到最高水平

　　記者：以2005年作為一個基本時間點，我國主要產業在加入世貿談判中爭取到的以“保護”、“調整”、“延緩”、“漸進”為標志的過渡期畫上句號。您怎么看今后的幾年？其中最大的挑戰會是什么？

　　龍永圖：我首先糾正一點：最近總有人把2004—2005年稱為加入世貿的“后過渡期”，準確的說法應是部分行業在履行加入世貿協議中進入了“后過渡期”，比如銀行、基礎電信等，而其他大多數行業的過渡期已到終點。另外，過渡期只是一個階段，它的結束并不意味著開放進程的完結，并不意味著國內開放程度達到最高水平。我們的開放不僅僅是為了履行承諾而開放，說到底是為了自身利益而開放，目前我們在一些領域的開放程度甚至趕不上一些發展中國家。

　　開放還應該擴大，今后幾年實際的開放要超過議定書所承諾的水平。

　　現在高喊“狼來了”的人少了，從現狀看加入世貿對一些敏感領域確實沒形成大的沖擊，過渡期里國內產業競爭能力大大增強，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一些關鍵性行業、涉及國計民生的行業，今后的挑戰還是較大的，最大的挑戰是對國際競爭的長期性、艱巨性缺乏認識和準備。還是一句老話：“不怕開放，就怕沒準備。”

　　今后不要造成“贏家通吃”局面<、b>

　　記者：未來一段時期，國內的加入世貿應對策略和措施應作哪些調適？

　　龍永圖：在全國貿易政策的統一實施、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還要切實加大力度。在紡織品、農產品問題上也要用好WTO規則。比如，明年1月1日全球紡織品配額取消，但這并不代表國內企業從此海闊天空，我們已是第三大貿易國，在競爭中應顧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利益和進口國的市場承受能力，搞好行業自律，不要給人“贏家通吃”的感覺，引發更多的貿易摩擦。

　　在多邊經貿關系中，中國被WTO成員普遍寄予厚望，即擔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橋梁。

　　作為一個經歷過20多年改革開放、15年復關和加入世貿談判的發展中大國，我們要從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新情況出發，努力在世貿談判中共同尋求雙贏和共贏，如果出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嚴重對抗，受損最大的還是發展中國家自己，應該著眼長遠，講求策略。

　　很多問題不能通過加入世貿解決

　　記者：3年之后回頭看，是否依然覺得自己在入世這個問題上無愧無悔？

　　龍永圖：身為中央加入世貿決策的一名執行者，我只是做了我該做的事情。加入世貿是外因，是改革開放的一個新起點，我們的很多問題并不能通過入世本身來解決。過去3年還是未來若干年，最終的發展壯大要靠我們堅持深化改革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