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6日電據日本中文導報報道，近日ODA成為中日輿論關注的焦點。早稻田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徐顯芬列舉了大量的事實，詳細闡述了中日政府在日元貸款決策中的一些深思及遠慮。

　　她認為，首先在中國方面，1978年后中國對外經濟政策開始變化，提出對外開放政策。由于國內在經濟建設中，遇到資金嚴重短缺的情況，政府開始考慮引進外資。1978年5月，谷牧副總理訪問歐洲后，提出了應該學習外國經濟運營方法，與外國加強經濟交流，在交流中可以利用國際通用方法，比如直接引進外資等3點意見并得到中央采納。

　　中國開始改變了過去認為接受外國貸款就會變成經濟殖民地的觀念，頃向接受外資貸款投資。1979年5月31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自民黨議員鈴木善幸時表示，中國考慮接受日本政府貸款，同年9月，谷牧副總理訪日時，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正式申請。

　　而日本方面實施對華ODA援助的原因主要有：一、針對現實經濟問題尋求解決辦法的需要。具體說就是要以此解決中日間的貿易結算問題，促進出口和促進能源進口。如中國在1973到1974、1978到1979年掀起了兩次成套設備進口高潮，特別是1978年進口中70%是從日本進口的。盡管簽定了龐大的交易合同，但由于中國支付資金嚴重短缺，而使很大一部分合同不得不中止履行，這大大阻礙了日本對中國的出口。因而經濟界首先提出對華提供日元貸款的目的帶有促進出口的性質。

　　同時，日本對華政府貸款也明顯帶有確保資源來源的性質。70年代末相繼發生兩次石油危機后，日本推進了石油進口來源的多源化政策，對從中國進口抱有很大希望。

　　第二是歷史的、文化的因素。這反映在人的心理上、感情上，雖然沒有什么具體文件規定，但在日本決定給予中國貸款時，對中國抱有一種復雜的感情，有著對中國放棄戰爭賠償要求的一種報恩心情。

　　在當時的日本媒體的報道中，可以看出當時的日本社會中存在著對中國放棄戰爭賠償要求而感恩，應做點知恩相報的事的氛圍，當時財界、政界的一些要人也都說過類似的話語并經媒體廣泛報道。

　　第三就是出于日本戰略的考慮。當時相對于美國世界地位的相對衰弱，日本“大國化”趨勢逐漸明顯，日本開始積極建構“分擔國際責任”的世界戰略，基于長遠觀點，給中國提供日元貸款，把政治體制不同的鄰國引進國際社會，也會帶來日本和亞洲的安全，這也可以說是促進當時日本政府決策者的最有力的思考，也是對華貸款的積極倡導者稻山嘉寬的理論。

　　另外，當時日本政府還認為，對中國的經濟合作會帶來日本將來的經濟發展。這一認識是來于中國存在巨大市場的看法，但在當時，中國市場被認為僅僅具有潛在性。

　　這樣在1979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訪華時，表示從1979年度起給中國提供日元貸款。日本成了最早給中國提供政府貸款的國家。在此后的20多年中，日本政府先后向中國提供了2.9萬億日元規模的ODA援助，占中國接受外國官方援助總額的60%。在上世紀80年代的大多數年份，來自日本的ODA資金占中國基礎設施建設費用的40%。

　　最后徐顯芬指出，在過去3年中，日本對中國的經濟援助顯著下降。同時日本企業也在政府對華貸款中贏得了大量的中國合同，大舉開進了中國市場，可以說，日本對華ODA援助，取得了中日雙贏的良好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