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車改意在減少公共支出，提高行政效率。但如果成為公務員自己給自己加薪，則未必是改革初衷。

　　【中國車改11年來屢遭質疑】

　　回首我國公務用車改革，已有11年歷史，但迫于各方質疑之聲，各地車改始終低調潛行。

　　2003年2月，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在中紀委二次全會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鼓勵支持有條件的地區和單位積極穩妥地進行公務接待、公務用車和公務員福利制度改革工作。”進而，十六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改革領導干部職務消費的要求，并將公車改革納入其中。潛行各地的車改星火自此燎原。

　　但就目前這股再度升溫的車改，諸多專家卻不無擔憂。“中國新世紀懲治腐敗對策研究”課題組負責人王明高認為，公車改革要考慮到本地的財政狀況、行政文化甚至社會心理，需要與整個行政體制的各項配套改革同時進行。

　　【公務車年耗3000億元】

　　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八五”期間，全國公車耗資720億元，年遞增27%，大大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到了90年代后期，我國約有350萬輛公車，包括司勤人員在內每年耗用約3000億元人民幣，財政不堪重負。

　　1990年全國“兩會”期間，有政協委員調查指出公務用車存在嚴重腐敗。與社會轎車每萬公里運輸成本為8215.4元相比，黨政機關等單位每輛車竟高達數萬元。每輛出租車的工作效率為公車的5倍，而運輸成本僅為公車的13.5%。

　　這是中國十年公車改革的歷史背景，也是當前改革面臨的現實壓力。全國各地公車改革模式有三：一是貨幣化模式，改公務派車為交通補貼。二是半貨幣化模式，保留公車，由政府行政后勤部門統一管理，向各級工作人員發乘車卡，實行公車有償使用，以年度進行結算，超支自負。三是加強管理模式，各單位繼續保留公車，取消“領導專車”，通過健全并嚴格執行各種使用、管理公車的規章制度，達到克服公車私用、浪費及舞弊行為的目的。

　　【“貨幣化”須防變相加薪】

　　在實際改革中，多數地方選擇了一步到位的“貨幣化”模式，由此引發爭議。

　　廣東省監察廳副廳長謝谷粱曾做過解釋：珠三角、長三角等經濟較發達地區，“貨幣化”模式不僅比較徹底地克服了現行公務用車制度的種種弊端，而且適應小汽車進入家庭的潮流。謝還提到，對于生活水平達到每百戶小汽車擁有量為20～30輛，多數公務員具有購車欲望而經濟上仍有一定壓力的地區來說，這種模式是一種雙贏的選擇。

　　但長期關注車改的湖南省岳陽市紀委辦公室主任彭峰認為，現行的貨幣化車改也有“隱患”：在原來的公車管理體制下，不同崗位的人員，用車頻率相差很大。而按級別一刀切，“貨幣化”發放補貼，有“變相加薪”之疑。另一方面，貨幣化明顯帶有“與官職掛鉤”的痕跡。

　　如何界定車補標準，成了決定貨幣化車改的關鍵。廣東省監察廳車改辦一位工作人員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廣東車補標準以工作崗位所承擔的任務、性質和公務活動量為依據確定，分為領導干部、中層干部和一般干部三大類。一個地區一線領導和一個部門的一線領導，雖然級別不同，也基本屬于同一補貼檔次。

　　標準計算的總原則是自購小車可以公私兼用，但費用必須公私分明，即用于公務的費用由公家補貼，用于私人的費用由自己負擔。領導干部每月補貼費用與每月養車費用接近。換句話說，就是領導干部用車自己買，養車費用由公家補貼。

　　據分析測算，一輛15萬元的車每月補貼2000元至2400元比較恰當。一名處級干部每月的車補標準，正是依此算出來的。

　　今年7月，就在廣州市天河區22個街道辦事處全面啟動車改之際，各方質疑的聲音終于見諸報端。一些人大代表站出來表示，車改不能再“捂蓋子”了，車補標準更不能由內部人“說了算”，應舉行聽證會。

　　回應外界的質疑，2004年8月廣東省紀委、省監察廳曾專門召開新聞發布會，省監察廳副廳長謝谷粱向媒體釋疑，由于取消了公務用車，交通費用大幅度下降，從節省的費用中拿出一部分來為其他干部發補貼，也算是讓大家分享“車改”的成果。謝認為，“也是合情合理的。”

　　【補貼標準誰說了算】

　　親歷廣東11年車改的廣東省人大代表劉永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公車改革的確是與國際接軌的一種做法，但具體改革措施卻充滿了中國特色。以韓國公車改革為例，漢城市政府每月給政府職員發一定的“交通補貼”，其中，課組級(處級)的4至5級公務員的補貼也不過14萬韓元(折合人民幣1008元)。相比之下，中國一些地區發給處級官員的“交通補貼”，相對公務員收入水平顯然高出許多。

　　“(確定補貼標準)這個問題搞不好很可能導致整個車改的翻車”。中國人民大學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研究室主任毛壽龍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提出，車補標準的制定要有專門的社會機構和相關專家來進行科學測評。他說，車補標準高低絕對不能由內部人自己確定，同時要建立起公共財政機制，由人大、審計、司法等部門嚴格監控車改的進行。

　　對于貨幣化改革還有另一種擔憂：錢發放到個人手中后，并不能保證官員們將其恰當地用在工作用車上。不排除一些官員為“節約歸己”計，該用車時卻吝于掏腰包。這樣，雖然財政省了錢，卻與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背道而馳。

　　對此，廣東車改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之一謝谷粱說，事實證明在廣東車改正式運行后，政府的工作效率并沒有下降。一些突發性事件均應付裕如，并沒有受車改的影響。前些年搞“通訊費用改革”，一開始也有人擔心手機話費包干后，會不會有人為了節約費用整天關機不接電話。實踐證明除了極個別人外，多數干部并沒有出現這樣的問題。

　　不過，對于如何保證把發給公務員的補貼真正用在車輪上，彭峰認為，現實中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督程序。他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之前各地在現行的車改方案中，曾有過模糊的規定。如海南澄邁縣在車改方案中規定，嚴禁各級領導干部為節省交通費而影響公務活動。對參加會議、搶險救災、突發事件處置等工作不得延誤。違者，將從嚴處理。但在實踐中，出現違規者后，“從嚴處理”卻缺少具體的法規依據。

　　【公車改革大綱有望出臺】

　　有業內人士透露，中央可望于近期出臺的“公車改革指導意見”，將著重強調以下幾個關鍵環節：對現有公車的拍賣要制定嚴格的程序，在有關部門的監督下進行。交通費補貼的發放范圍和標準要適當。它屬于職務消費范疇，不是職工福利，既不能搞平均主義，又不能過于懸殊，嚴禁借改革之名濫發獎金、津貼。

　　某些特殊公務的用車要有保障。車改后，可視情況建立機關出租車隊或保留少量公車，保障執行機要交通、接待、老干生活等方面的特殊公務的需要。對保留的公車要建立完善嚴格的管理制度，防止出現“公車照用，補貼照拿”的現象。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王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