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是中國入世三周年的日子。據報道，前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在一次會議上指出，入世是中國主動“引狼入室”的，中國各開放行業要面對強敵主動求變才是生存之道。

　　我們曾把入世比作“與狼共舞”，但“與狼共舞”的前提條件，就是先把自己變成“狼”，而要使自己盡快成為一條“狼”，最好的辦法莫過于主動參與“狼”的游戲，也就是說“引狼入室”。這既體現了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應有的自信，更說明了中國要發展，必須遵守國際規范，匯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中去。

　　表面上看起來，“引狼入室”受到威脅的是企業，但深層次上，政府感受到的壓力更大。從對WTO相關規則和主要條款的分析中不難發現，WTO在更大程度上是“管”政府的，即制定出具有約束力的條款，由各成員國政府遵照執行。按市場經濟規律管理經濟，這是WTO最核心的問題。中國作為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為加入WTO所做的貿易規則和體制的改變涉及到國內公共政策的制定、貿易管理體制、投資限制措施、政策透明度、國民待遇、補貼措施、政策調整程序、司法和行政審議、國際收支平衡措施、保障機制等廣泛的方面。所以，中國入世，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入世，衡量入世是否成功的關鍵也在于政府。事實上，比起經濟入世來，世人曾更擔心的是政府入世。

　　現在這種擔心基本上是消除了。從政府三年來的表現看，應該是合格的。首先，我們履行了承諾，培育了對規則的敬畏。兌現諾言是一個政府行為，三年里，我們修訂和取消了很多與WTO要求不符的法律法規、內部文件以及行政審批項目。可以說，“陽光政務”的推行極大地提高了法律、法規和政策的透明度。政府官員的法制觀念也在增強，正因為此，在有關中國履行承諾的兩次年度審議上，WTO成員都給中國打了高分。

　　其次，政府管理經濟的能力比過去有了很大提高。三年過去，并未出現當初想象的多個產業受沖擊的情景。這雖有客觀因素的影響，比如，過渡期內還受保護；某些領域提前開放，沖擊期已過；國際市場變化減輕了壓力等；但更主要的，是我們應對得力、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

　　但這并不是說，政府已經做得無可挑剔了。與WTO的要求相比，政府在適應規則、執行法律方面，還存在很多不足。首先是觀念上仍有一定差距，“管”的意識仍遠遠大于服務意識。表現在：一方面，許多人“官本位”意識仍很濃厚，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現象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政府至上的思想還比較嚴重，一些官員仍然習慣于用行政辦法代替市場，直接干預企業決策。目前的產業政策，調節的范圍仍然過大，很多政策手段不符合WTO規則。這些意識和現象的存在，與政企關系長期未能理順直接相關，而根本原因則在于基本的產權制度決定了政府部門與企業的關系就是管與被管的關系。

　　其次是地方政府還存在入世問題。雖然我們出臺了很多法律法規，但在執行時還有很多問題，最突出的就是中央和地方政令不統一，中央根據入世承諾制定的政策，囿于地方利益和觀念等因素的制約，在地方上并不一定能夠得到很好的執行。一些地方，權力大于法律，地方保護主義盛行。所有這些，都與WTO通過法治建立公平、公正、統一和透明化的市場環境的宗旨是相悖的。

　　此外，入世三年也暴露出了政府管理人員專業素質上的不適應。入世迫切需要一大批懂經營，善管理，熟悉世貿規則，熟練運用外語，掌握國際經貿、法律和資本運作等方面知識，富有創新精神的高素質復合型黨政官員。但目前在各層官員隊伍里，熟悉這些領域的專業人才短缺，而培養適應WTO規則的專業管理人員也是需要一個過程的。

　　鑒于上述存在的問題，在后過渡期內，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和管治水平，將會比以前遇到更大的挑戰。因為，在后過渡期，諸如金融、保險、電信、法律、會計、建筑、旅游、教育、運輸等服務貿易領域，要進一步對外資開放，由此，入世帶來的一些深層次影響將逐漸顯現和加深。而有些影響表面上是對市場的沖擊，實際上反映的卻是中國經濟結構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如國有企業效率不高、農業基礎比較脆弱、金融體系抗風險能力不強、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一般加工生產能力過剩、社會就業壓力大，等等。如果再加上外部元素的變化，顯然，這些矛盾和問題，對中國政府來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政府對財產權、企業和市場持何種基本態度，將決定一國經濟的總體效率狀況。從中國改革和三年入世來看，政府創造與維護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比經濟政策特別是產業政策更重要。政府必須在一個規范的法律框架內活動，從對資源配置的直接干預，轉向使市場起作用，通過市場力量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并調整其和企業的管理關系，做到政企分離和政資分離。為此，政府須進一步轉變職能，減政放權，依法治國。可以說，在利益剛性的今天，對政府職能的調整，難度會比過去大。但有過去處理復雜經濟事務的經驗，相信我們能平穩地度過后過渡期的考驗。

　　(稿件來源：《學習時報》，作者：鄧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