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近500萬名公務員的國家公務員法草案，一周前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草案對公務員職級劃分做出較大調整——在“當官”之外，公務員即使沒有職務的升遷，也可以通過職級晉升獲得待遇的提高。

　　草案仍在修改中，但在湖北枝江，一場讓“升官”無望的公務員提高待遇的改革已經落幕。

　　參與起草公務員法草案的專家宋世明評價：“枝江的試點改革意義非凡，拓寬了公務員的職業發展空間，也沖擊了‘官本位’思想。”

　　29年，還沒干上“副股級”

　　47歲的朱高榮，是宜昌所轄縣級市——枝江市國稅局的職工，他在這里工作了29年。

　　“可是，到現在我連個副股級都沒干上。”朱高榮說。股級是科級下面的一個級別。

　　朱高榮在局里是個體戶管理員，平均每月收入1400元左右，在枝江這樣一個縣級市，收入水平并不低。不過，妻子下崗、兒子上初三，這讓朱高榮還是明顯感覺到經濟方面的壓力。

　　29年沒有升職，并非朱高榮工作不努力。據枝江市國稅局辦公室主任金前進介紹，朱高榮先后有10年被評為市級先進工作者，兩次獲得市級“十佳”稅務工作者稱號。

　　“沒辦法，領導崗位只有這么幾個，大多數職工干一輩子也只能干個基層的科員、辦事員，連個副科都夠不上，相應的工資、福利待遇也一直比較低。”該局一位副局長說。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宋世明一直參與國家公務員法草案的起草，他在昨天接受電話采訪時介紹，目前中國有公務員500萬人，縣鄉兩級公務員人數超過300萬人。500萬公務員中只有8%的是副處級職務以上，92%的公務員職務層次都在科級以下，長期得不到晉升。

　　大多數公務員得不到晉升的情況，在枝江市國稅局表現得比較突出：1994年剛成立的該局下設有10個副科級分局，但隨著基層稅收征管機構改革，機構不斷壓縮，到目前只暫時保留了4個；副科級以上領導職數從原來的16個減少到10個。目前，共198名職工的枝江國稅局，局長梁本元是職務最高的領導，也是該局惟一一個正科級干部。

　　“現有公務員制度框架下晉升渠道越來越窄，沒有職數也就沒有晉升希望，全局近兩百號人都只能盯著那么幾個科級職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制約了大家的上進心。”枝江市委一位干部說。

　　改革，他與局長“同級”了

　　去年4月，省國稅局能級管理改革在枝江市國稅局開始試點。這給朱高榮這樣的基層公務員帶來了好消息。

　　此次改革，將國稅工作職位分為行政執法、專業技術和行政管理三類，三類職位從高至低設置能級一至七級。改革方案適用全省，以枝江這樣的縣級市，最高的能級級別為三級。按照改革方案，達到能級三級須具備的條件是：“取得能級四級滿4年、工作年限滿27年、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或任正科級職務，且具有良好的專業理論知識和實際工作經驗，熟練掌握本職崗位專業知識、政策法規和制度規定，工作成績突出。”

　　除此，“任副科級領導職務滿5年、任副科級非領導職務滿7年的，具有博士研究生學歷工作年限滿10年的，可以破格評定為能級三級。”方案特別強調，首次評級不受逐級評定條件的限制。

　　2004年10月，經過嚴格的考核和7天的公示，朱高榮因工齡29年、大專學歷、在崗位上表現突出，與局長梁本元和幾個副局長一樣，被評為能級三級，成為枝江國稅系統能級級別最高的職工之一。

　　“想都不敢想，我現在居然能和局長一個能級級別，甚至比個別副局長的級別還高。”朱高榮在受訪時，反復這樣感嘆。此次改革中，有一位副局長的能級最終評定結果是四級，比朱高榮要低。

　　2004年12月24日，這場改革塵埃落定。除有4人在能級考試中未及格而沒有獲得能級級別外，該局另194人分別獲得三至七級能級，其中朱高榮等20名職工與局長梁本元的級別一樣：能級三級。

　　此外，朱高榮他們還有這樣的待遇———在行政級別一樣的情況下，執行公務活動中能級級別低的人員要接受能級級別高的人員的指導，“這是‘政治待遇’啊！”該局辦公室一負責人笑稱。

　　每年70萬元能級津貼從哪里來？

　　朱高榮獲得的能級三級，并非是個有名無實的虛榮，他獲得能級三級后，每個月將能夠享受一定數額的能級津貼。根據省國稅局要求，津貼基數按枝江國稅局本地實際能力確定為200元，能級津貼級差系數為0.2,級差具體數額為每月40元。

　　朱高榮能級為三級，算下來有300多元的能級津貼，而且，這300元錢是隨人走的———朱高榮不論換到什么崗位，都可以享受這個津貼。“多了這300元錢，我可以給馬上要參加中考的兒子把生活搞得更好一點，起碼每天要添一瓶牛奶！”朱高榮笑著說。“全局一年的能級津貼約需要70萬元，按省局要求這個試點改革是自費的，這70萬元需要我們自己想辦法拿出來。”副局長曾亞平接受采訪時說。曾亞平說，“這70萬元主要從四個方面來，壓縮行政開支，比如辦公室人走燈關，出差能走國道盡量不走高速，減少過路費開支；壓縮招待費用；降低征稅成本，如裁撤分局機構，減少基建開支；此外一部分則是從國家給國稅局的征收經費中省出來的。”曾亞平說。

　　與職工同級，局長們有壓力

　　把194人分成不同的能級后發不同數額的津貼，除了提高了職工們的經濟待遇，還有什么樣的好處呢，這也是改革必要性的關鍵所在。

　　“能級改革實際上就是為公務員又辟出一條晉升渠道，形成職務晉升和能及提升的‘雙通道’。簡單來說，能級改革讓老同志有了想頭，年輕同志有了奔頭。”枝江市國稅局人事教育股股長董萍解釋，在行政提拔上沒有指望，但在基層崗位上干的時間長、工作出色，就可以獲得能級晉升，還有相應的經濟補貼，這讓很多人有了工作動力。“干了一輩子，行政上沒有得到提拔，現在在能級上獲得了認可，還獲得了能級津貼，以后在自己的本職崗位上更要踏實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質量。”采訪中，獲得能級的職工們觀點一致。

　　稽查分局的黃亞萍工作年限不長，由于取得了大學本科學歷和注冊會計師的資格，被破格評為五級，對同事們觸動很大。計財股的年輕人楊銳則因未取得學士學位，與能級五級失之交臂，為此他制定了使自己成為高級計財管理人才的學習計劃。而對于普通職工和局領導享受一樣的能級待遇，副局長曾亞平說局領導們心態都很坦然，“這非常正常啊，改革如果不觸動領導的利益，就不能算改革了。而且作為領導和普通職工一個能級級別，或低于普通職工，局長們也有了壓力。”

　　能級改革沖擊“官本位”

　　據記者查詢，這種具體的改革在湖北省并無先例，會不會全省推廣？宜昌市國稅局局長郭曉林認為，枝江的改革符合國家公務員法草案的大潮流。省人事廳公務員管理處負責人表示，暫時不便發表看法。

　　中南財政政法大學劉茂林教授指出，很多國家都將公務員分為政務官和技術官，國內很少這樣分。中國大多數公務員長期位居基層，得不到行政提拔，能級改革為他們開通了另一條出路，枝江改革中獲得能級的公務員可以算是技術官。

　　“公務員法草案里公務員職級制度的設計，正是參考了目前國內稅務系統的能級改革。”參與起草《公務員法》的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宋世明稱，最早實行能級改革的是南京市地稅局，隨后推廣到了國稅系統，他和一批學者曾到南京專門考察。

　　對于能級改革的意義，宋世明認為不僅僅是提高了基層公務員的經濟待遇，更是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的沖擊。他指出，目前的公務員管理中，公務員待遇主要與領導職務掛鉤，當官成為公務員的最大追求，“官本位”意識嚴重。大多數公務員行政晉升通道狹窄，經濟待遇低，使得一部分公務員違法亂紀。實行能級管理，開拓了他們的職業發展空間，輔以相應經濟待遇，一定程度上有“高薪養廉”的效果。

　　“但能級評定必須與個人績效掛鉤，不能搞平均主義，否則就是變相貪污；津貼的標準必須符合各地經濟實力。”宋世明說，枝江國稅局制定的考核機制十分必要，可以“以激勵之名行制約之實”。

　　湖北省國稅局有關負責人介紹，在枝江試點的基礎上，能級管理改革兩三年內將在全省國稅系統推廣。

　　(來源：北京青年報；褚朝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