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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朱靖江

　　人與神、人與人命運之間悲劇性的對抗與挑戰，是古典神話與史詩文化中最動人的部分，而電影《特洛伊》的敗局也正在這里

　　“史詩”二字大約是6月這10天以來最不絕于耳的媒體強音 60年大慶的“諾曼底登陸”無疑史意正濃，詩興勃發；以“冷戰終結者”的謚號載入史冊的美國前總統羅納德·里根也在這初夏的日子里滿懷詩意地辭世而去，“那雙曾幾日沒有睜開過的眼睛毫不混濁呆滯，反而清晰澄藍，充滿生氣”(里根之女帕蒂語)。然而，連日來在全球影院與娛樂傳媒上掀起又一場“史詩”狂潮的，卻并非這些真實可感的歷史事件，而是 且當然是 好萊塢制造出的另一部億元當量的古裝巨片《特洛伊》。

　　荷馬筆下的“特洛伊戰爭”現身銀幕，其實算不上新鮮貨色，2003年，一部規模略遜、趣味相仿的同主題電影《特洛伊的海倫》(Helen of Troy)也曾閃亮登場，只是被當年“王者無敵”的《指環王3》與《黑客帝國3》壓得抬不起頭來，惟余那匹碩大無朋的木馬被運進城門的場面還令人印象深刻。今夏再度披掛上陣的華納版《特洛伊》可謂正當天時，不單有執導過《空軍一號》、《獨立日》的美國主旋律大師沃爾夫岡·彼德森操刀布陣，更邀來一干新老帥哥——已逾中年的嬉皮士布拉德·皮特和青春妙齡的《魔戒》精靈奧蘭多·布魯姆——脫得像“擲鐵餅者”一樣，蠱惑起全球女觀眾的芳心：“男色爭春、女星斗丑”似乎是這一兩年來好萊塢一套新的法寶，用到《特洛伊》上也算是登峰造極了。

　　但舍此之外，這部搭上“史詩”號巨輪的好萊塢電影還有多少可以稱道的呢？那幾場舞刀弄劍的廝斗？那一段玉石俱焚的愛情？那幾幕還算壯觀(卻已凸顯“審美疲勞”)的戰爭特效？抑或是幾千年前那一場爾虞我詐的血腥戰爭？

　　不如讓我們扯兩句“史詩”的閑話，多少勝過打探那幫“特洛伊”明星的花邊消息。

　　好萊塢的《特洛伊》與“史詩”無關

　　以文學史家的觀點，真正意義上的“史詩”大抵是人類精神幼年期的產物：神人之間尚無明顯的分野，英雄的事跡與王國的戰爭構成故事的主線，而四方浪跡的吟游詩人，則成為這種古老詩篇的薪火傳承者。遠自古印度的《羅摩衍那》與古希臘的《荷馬史詩》，近至迄今仍在中國藏區傳唱的《格薩爾王》，都曾在夜幕之下、火塘之畔，如甘泉血脈一般流傳不息。

　　“史詩”既有講史敘古的功用，更具傳達神諭與頌揚英雄的崇高價值。它遠不止是留存到今日的幾冊書稿或被好萊塢制片人恣意修改的電影腳本，而是教導過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如何認知世界、行事為人的啟蒙課程。這其中人與神、人與其命運之間悲劇性的對抗與挑戰，則是古典神話與史詩文化中最動人的部分，而電影《特洛伊》的敗局也正在這里。

　　如果撇開奧林匹亞山眾神的紛爭，以荷馬名義傳世的“特洛伊之戰”不過是一場冗長沉悶的攻防戰爭而已。憑狡計取勝的希臘聯軍毀滅了一個同樣古老的城邦，其動機本不高尚，手段尤其殘忍。但上古的吟游詩人卻將它賦予神意的抗衡，并交輝于人類的尊嚴和自省。

　　但他的后人——德裔好萊塢電影導演沃爾夫岡·彼德森卻決然摒棄了古希臘史詩“虛無縹緲”的神話氣質，試圖用戰爭的悲劇替代命運的悲劇，以現實主義的刀劍對決否認浪漫主義的神意安排。他所追隨的，其實是另一位德國人——特洛伊的發現者海因里希·施利曼的路線。

　　業余考古家施利曼曾經于19世紀中葉挖掘出特洛伊古城的遺址，將《荷馬史詩》從虛構的神話戰爭還原為真實的歷史，而沃爾夫岡則力圖讓其先輩在考古學上的實證精神貫徹到刀光劍影的銀幕上去。

　　這使得他們在史詩中所煥發的超凡氣概與反抗既定命運的絕望與勇氣，淡化成一種俗世的莽撞或欲望的煎熬。從某種意義上說，希臘的諸神是人類對自身的關照，是呈現在歷史深處的人性鏡像。而沒有神靈相伴的古希臘勇士其實與伊拉克戰場上的美國大兵無異。

　　歷史上演宿命的輪回

　　如果以電影作品而論，本片男主角布拉德·皮特在其上一部(也是他最重要的一部)影片《搏擊俱樂部》里所塑造的“破壞神”形象，化身為與資本主義秩序殊死戰斗的反叛者靈魂，倒正是這種“天人交戰”的精彩范本。但沃爾夫岡·彼德森以他德國清教徒的理性主義和美國中產階級的主流觀念，斬斷了這份探討人類精神世界的超現實可能性(而“偽史詩”電影《指環王》卻勉為其難地完成了這一精神使命)，將電影局限在從《獨立日》到《U571》的好萊塢英雄主義的宣泄上；而附于史詩故事上的奢華皮表，更使《特洛伊》滑向一部“偶像-肌肉電影”的驚聲尖叫樂園。

　　2004年是一個頗為特殊的年份。曾經發源于古希臘宙斯祭典的奧林匹克運動會，終于將在它闊別多年的母國希臘舉行。雖然這場昭示著力與美的體育盛會日益淪為掮客商人們售賣產品的大貨場，但它所召喚的和平理念卻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為匱乏的文明珍寶。

　　二十世紀或許是最后一個能夠誕生史詩的時代——至少60年前的“諾曼底登陸”，還是展現出了人類為免遭奴役與壓迫而迸發的勇氣與犧牲精神 ——法、德兩國領導人在諾曼底海灘上“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氣度，也終于為這段現代史詩畫上一個完滿的句號。而羅納德·里根所代表的老一輩政治家(及其同時代的好萊塢電影人)畢竟終結了半個世紀的“冷戰”歷史，也曾擁有過作為“史詩英雄”所應具備的理想主義情懷。

　　電影《特洛伊》打動觀眾的惟一一幕場景，則是當阿喀琉斯殺死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并用馬車拖著他的尸首返回軍營之后，白發蒼蒼的特洛伊老國王普里阿墨斯單身赴險，向阿喀琉斯討要兒子的殘軀。“每一個戰死的武士都應被光榮地下葬。”這是古希臘時代崇高的戰爭法則，勇武兇暴如阿喀琉斯者也寧愿為此而休戰志哀。雖然普里阿墨斯與他的兩個兒子最終以身殉國，但死者依然享有其身后的尊嚴。

　　歷史與傳說并沒有真的離我們遠去，只是換了一副新人的嘴臉。一如我們所目睹的這場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這場在道德上絲毫不見古典情操的新“木馬屠城記”。令人走出黑沉沉的電影院時，喟然嘆息這數千年的人類歷史，還只是一場宿命的輪回，一部靈魂墮落的黑色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