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實行的是大學自主考試招生制，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也是大學自主考試招生制。實行這種制度的前提是大學應具有相當的獨立性。本文對當前中國高考制度改革的討論提出另一種思考。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是，實行這種“國際接軌”與中國當前實行的基本政治、社會制度是否可以兼容？

　　-文/雷頤

　　近年來，對于中國的高考制度，要求變“統考”、“統招”為大學自主考試、招生的呼聲越來越高，其中一個重要的論據是，現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實行的是大學自主考試招生制，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也是大學自主考試招生制，因此，現在的中國應該而且可以實行這種考試招生制度。

　　從理論上說，這種觀點自然很有“道理”，是“應當”實行的，但揆度中國當下的實際情況，此種制度卻難以實行，倘硬要全面實行，只會造成更多、更嚴重的弊病，因為實行這種考試招生制度的一個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大學具有相當的獨立性。

　　究竟什么是大學的“獨立性”？我們可以透過以下的一些具體事例來看出。

　　1969年基辛格以哈佛大學名教授身份要出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時，仍想保留哈佛教職，哈佛大學卻對他說“不”，在官職與教職中他只能選擇其一，而不能兼得。“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權力炙手可熱，大學卻可對他說不，顯示出大學的獨立性。

　　五四運動中，北大一些學生被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校長蔡元培公開表示：“我是全校之主，我自當盡營救學生之責。”并多方奔走，挺身營救被捕學生。營救成功后他便辭去校長之職，并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中抗議政府對他治校的干涉：“于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么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么？”

　　20世紀40年代，國民黨加緊對大學的控制。針對這一情況，梅貽琦主政的西南聯大教務處擬定《教務處會議呈常委會文》(這份決議由梅貽琦轉呈教育部)指出：“部中重視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厭其詳，但唯此以往，則大學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竊有未喻。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世界各著名大學之課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課程，各大學所授之內容，亦未有一成不變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日臻進步也。”這篇文章雖然不出自梅手，卻表明了他堅持學術自由的決心，即使頂頭上司教育部違背這一原則，也毫不留情地抗爭到底。

　　1946年8月，吳晗回到了清華，受聘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而吳晗的左派言行已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8月16日，教育部曾接到指示并且密電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稱“共黨分子吳晗前為西南聯合大學教授，自六月初旬來滬后，其活動頗為積極，在學界活動尤烈，常至各大學校及左派之群眾集會作公開講演吸收青年。茲悉該吳將于八月初旬受聘為清華大學教授”，希望清華不要再聘吳晗為教授。但梅仍堅持聘吳為教授。

　　哈佛是私立大學，“不買政府的賬”還說得過去，而北大、清華是國立大學，主要由政府撥款，蔡、梅竟也不同意政府干預，頗有些“匪夷所思”。其實，在他們和當時的社會觀念中，大學是公共物品，政府有責任出資辦學，但具體怎樣辦學，則應由蔡、梅這種專門人才主管，政府不得隨意干預。當然，除了觀念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當時的社會結構存在著一個相對強大的民間社會，有民辦大學、教會大學的競爭，有公眾輿論的強大壓力，這些都是大學能保持相對獨立性的因素。

　　1949年以后中國社會的巨變并非一般意義的政權更替，而是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變化。在這種新社會結構中，教育資源完全由國家掌握，大學都被列為國家事業單位，校領導都是有行政級別的(以前一般是局級，近年少數大學校長升為副部級)。

　　因此，才會有各校(甚至最著名的大學)競相聘請高級官員到學校任教、兼職，因為所請官員級別越高，學校能得到的各種優惠資源越多(包括聲望也是一種資源)。在這種權力架構中，如果大學有自主考試招生的權力，校方實際很難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即便在現在實行嚴格的統一考試招生制，每到招生時有關人員已為來自各方的電話、“條子”所苦，感到難以招架，如果再擴大校方的招生權限，其后果可想而知。

　　總之，大學自主考試招生的前提是大學要真正具有獨立性。-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