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釣魚島到參拜靖國神社，從修改和平憲法到中國西北大學學潮和珠海集體買春事件，直至“對日新思維”在日本受歡迎和在中國引起炮轟，近年在中日這兩個亞洲大國之間出現一波又一波風潮。在兩國相當一部分民眾中，情緒淹沒了理性，怨恨代替了對話，微觀思維排擠了宏觀眼光，直觀、籠統的結論代替了多層面、有條理的切入和剖析。

　　應日本外務省邀請，筆者于5月中下旬對日本安全、外交政策和中日關系進行考察。除日方安排的與政府官員、智囊、學者和媒體人士會見外，筆者還單獨接觸了中國駐日官員，以及德國、法國、歐盟和美國的駐日官員和記者，嘗試從多個角度獲得對日本外交和中日關系的觀察點和思索。

　　外交舉措使鄰國憂慮

　　客觀地看，日本安全、外交政策和中日關系這兩個問題，既各自獨立又互相聯系，那就是：日本近年的一系列外交舉措(包括派兵伊拉克、醞釀修改和平憲法、逐漸增強軍力和強化日美安保同盟等)，引起周邊國家的普遍憂慮。

　　在鄰國看來，日本能否采取更為自主的外交和安全策略，取決于日本是否在歷史問題上讓鄰國放心。而對日本來說，過去的已經過去，倒是一些曾經遭受日本侵略的鄰國，今天國力迅速崛起的速度，令日本感到威脅。

　　在日本與鄰國的關系中，中日關系無疑是最重要，但也是最畸形和最復雜的一個；上述日本與其鄰國之間的種種復雜難言的心態，在中日關系中均得到了集中的體現。

　　雖然人人都對中日關系的重要性不存異議，但無可否認，近年來中日關系不但因政治，其中首先是歷史問題而趨冷，而且這一“政冷”趨勢已開始對原先的雙邊“經熱”產生負面影響；更重要的是，由于冷戰框架的改變以及中日經濟實力的微妙變化，中日之間的安全戰略架構也正日益呈現出微妙的一面。

　　時至今日，在中日兩國還有不少人懷念32年前毛澤東、周恩來與田中角榮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時的美好情景。須知，除了雙方領導人的政治智慧外，當時的中日在經濟上完全不存在地位互換或“兩強并列”的問題，而政治上美中日則有其共同戰略利益，亦即對抗蘇聯。

　　對那時的中國來說，日美安保是值得歡迎的好事，中日雙方的戰略需求很快便導致政治層面的和解與接近。而在社會層面，當時的日本基本上還是左傾思想占據上風，沒有在戰爭歷史問題上對中國構成民族感情刺激；而中國則由于國門未開，不但沒有民族主義情緒，而且就連一些丑惡的社會現象也無法跨出國門，因而給心存感激和罪惡感的日本國民以極強的好感。

　　但時過境遷，三十年后，無論是外圍框架，還是中日自身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土壤，都發生了許多變化。

　　第一，冷戰結束使美中日的間接同盟關系瓦解，美中成為今后數十年的潛在戰略對手，日本面臨頭號威脅(朝鮮)和潛在風險(中國)，作出強化日美安保同盟的決策，使日美由昔日中國的戰略伙伴成為中國潛在的對手。

　　政治關系惡化

　　第二，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和日本經濟停滯不前(即所謂“失去的十年”)形成的反差，使兩國國民都各自產生了微妙的心理逆差；當日本社會和知識界由開明走向保守之時，中國國內則因經濟飛速發展而導致民族主義情緒急劇膨脹。

　　第三，在上述基礎上，日本對戰爭歷史的日漸模糊和由政治家發出的錯誤信號，與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開始短兵相接。

　　雖然如此，十字路口的中日關系在戰略、政治和經濟層面，卻正呈現一個極微妙的互動過程。

　　首先，在戰略層面，由于日本將朝鮮定位成直接威脅，將中國定位成間接風險，因此日本在軍事上追求日本安保同盟和在外交上繼續追隨美國，短期內將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但這一同盟如雙刃劍，其對日本國內右翼極端勢力的抑制作用也依然不可忽視。

　　其次，在政治層面，由于雙方在歷史問題上有分歧，近年中日高層往來已完全停止，目前似乎難有實質改善。

　　最后，在經濟層面，雖然“政冷”已逐漸影響到“經熱”，但在區域經濟合作方面，雙方的參與熱情方興未艾，亦即所謂“爭當領頭羊”。亞洲經濟一體化趨勢，將在多大程度上緩和乃至消除中日之間的政治和戰略沖突，值得觀察和研究。(來源：新加坡聯合早報；作者：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