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物

　　耿諄，1914年生于河南省襄城縣。1942年，侵華日軍“大掃蕩”時，耿諄任中國國民黨第15軍上尉連長，因腹部受傷被俘，1944年被送往日本花岡鹿島組(現鹿島建設株式會社)從事苦役。

　　1945年6月30日，耿諄率領中國勞工舉行“花岡起義”遭鎮壓，近百人被虐殺致死。起義失敗后，耿諄先被判處死刑，后改判為無期徒刑。日本戰敗后，耿諄于1946年11月回國，以務農為生，曾任河南襄城縣政協副主席。

　　回國后，耿諄成為花岡暴動勞工對日索賠的主要參與者之一。

　　　　對話動機

　　日前，花岡斗爭領袖、九旬老人耿諄向新京報記者表示，有關媒體關于花岡勞工索賠報道的“鹿島公司向中國勞工謝罪并賠償5億日元”中的5億日元不是賠償，而是“花岡和平友好基金”。他希望通過報紙發表聲明重申：“5億日元的性質不是賠償。”

　　耿諄老人表示，自己雖然是90歲的高齡，但是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賠償是他畢生的心愿。希望全國同胞都來支持花岡勞工和其他被迫害的中國勞工向日本政府討還正義的斗爭。

　　7月5日，新京報記者連線河南襄城，與耿諄進行了電話交流。老人講述了當年花岡暴動時的情景，并談了自己對花岡勞工索賠案件的看法。

　　　　岳飛對我影響最大

　　新京報：耿老您好。最近花崗事件中的辛存者和他們的家屬又要求日本鹿島組賠禮謝罪。我們了解到，您當時是勞工大隊長，也是起義的發起人和后來對日索賠的主要組織者。大家都很關心您，先說一下您個人的身世好嗎？

　　耿：好的。我是1914年出生的，家里有三個哥哥、三個姐姐，父親是做茶葉生意的。我11歲的時候，土匪進城，一把火燒了家里的茶莊。從此家境敗落了，我當時剛上了四年的私塾，就此輟學了。

　　新京報：您后來怎么生活？

　　耿：我在街上擺了一個書攤，買賣古書，對家里多少有點幫助。

　　新京報：書對您有影響嗎？

　　耿：有。特別是一些民間傳奇和名人傳記，其中岳飛對我的影響最大。

　　新京報：為什么？

　　耿：看了這些書特別是岳飛傳之后，我就想長大以后一定要成為一個有抱負的人，成為一個對國家有貢獻的人，后來我就參了軍。

　　新京報：為什么要參軍？

　　耿：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選擇，惟有當兵是條出路，當兵那年我18歲。

　　新京報：參加什么樣的軍隊？

　　耿：國民黨的軍隊，當時都是打土匪的。

　　　　負傷被俘押往日本

　　新京報：我了解到，您在和日軍交戰時受傷被俘。

　　耿：是，1942年時在洛陽，當時我是上尉連長。大概是5月份的時候，我在戰場上被一顆子彈擊中了腹部，就暈倒了，再醒來的時候已經在日軍的俘虜營里。

　　新京報：在俘虜營呆到什么時候？

　　耿：呆到1944年7月，然后被帶到日本。我們是從青島港出發的，被一艘大船運到了日本。

　　新京報：知道去日本干什么嗎？

　　耿：當時日軍通過翻譯告訴我們說去日本做工。

　　新京報：聽說您就是在這一行程中被指定為勞工大隊長的？

　　耿：是的，當時還指定了副大隊長，第一批的300人被分成三個中隊，每個中隊還有一個中隊長。

　　新京報：他們為什么指定你當大隊長？

　　耿：日本想以中國人治中國人，就按在軍隊里的官階大小指定隊長。

　　新京報：你愿意當大隊長嗎？

　　耿：從心理上無論如何也不愿意當的。

　　新京報：后來為什么還是當了呢？

　　耿：我也是從現實考慮的，這樣起碼能照顧自己的兄弟們。

　　　　忍無可忍決定起義

　　新京報：到日本后你們被安排做什么事情？

　　耿：在花岡修水道。鹿島組在這里有個銅礦，污水要往外排，我們修的水道寬4米、深2米，但挖到1米深就向外浸水了，大家只好在水里作業。

　　新京報：條件很艱苦？

　　耿：對啊，那里8月就已經很冷了，整個冬季積雪都化不了。但我們每人只有一件單軍衣，腳上只穿雙草鞋，很多人腳心腳背生滿了凍瘡，有的人腳趾頭都凍掉了。為了抗寒，有人把用過的水泥袋和稻草袋裹在身上，但日方的監工只要看見了就是一頓毒打，不少人被打倒后就爬不起來，死了。

　　新京報：那吃的呢？

　　耿：吃的就更慘。每天兩個饅頭和一頓糊，饅頭比日本人使用的茶杯還小，只能吃個半飽，后來，大家只好到山上找野草吃，還不敢讓日本人看到。中毒、餓死人的事也經常發生。

　　新京報：您作為大隊長找過日方交涉嗎？

　　耿：找過，可他們用棍子將我趕了出去。

　　新京報：一點辦法都沒有。

　　耿：確實是，跟日方沒辦法溝通。一個河北勞工餓的沒有辦法，只好吃死去的勞工的肉，被發現后跪在了我的面前要求打死他自己。

　　新京報：這么殘忍大家還堅持著？

　　耿：最后也是實在忍無可忍，大家才想起發動起義。

　　新京報：導火索是什么？

　　耿：一個叫薛道同的工友因為餓急了到花崗一韓國人家要了一個饅頭，被發現后竟遭到了日本監工的毒打。用木棍、鐵棍、皮鞭、皮鞋打、砸、踩，打暈后用冷水澆醒了再打，一直到折磨致死。新京報：這件事直接觸動了你們？

　　耿：是的，我們決定起義，并把時間定在了1945年6月30日晚上。

　　　　起義失敗130人慘死

　　新京報：為什么選擇在6月30日起義呢？

　　耿：本來打算在7月7日，因為這一天是盧溝橋事變的紀念日，就是因為薛道同的死才提前的。

　　新京報：你們早就打算起義了？

　　耿：之前醞釀過兩次，一次是1945年3月，一次是當年的端午節，但聽說又有一批中國勞工要到我們一起，我們就想等他們來了一起行動，推遲了時間。

　　新京報：最后他們來了嗎？

　　耿：當年4月，日軍在山東抓了700人，加上我們一共押了986人，但到起義的時候只有700人左右，其他的都被折磨死了。

　　新京報：你們起義之前想到過后果嗎？

　　耿：想了很久，在日本人生地不熟，語言也不通，花岡四面是海，暴動的結果肯定是死，但我們不暴動也難逃一死，最后還是下定決心起義。將日本監工和中國漢奸殺死后，大家就往北海道的方向跑，到達海邊如果能搶到船只就漂流大海，到了北海道再做打算，如果不成，就與日本人決戰后全部投海自殺。

　　新京報：前期準備怎么樣？

　　耿：我是勞工大隊長，負責組織起義，我提前就將起義路線打探好了。有一次我去中國翻譯的房間里，臨走時發現紙簍里有一張揉成團的地圖，我想可能有用，就拿起地圖裝做擦鼻涕，順手裝進了口袋里。回去一看是張火車行走圖，從圖上看，從花岡過兩個縣隔海相望就是北海道了。

　　新京報：起義之前，你給大家做了什么交代嗎？

　　耿：告訴他們沿途不許擾民。

　　新京報：為什么呢？

　　耿：我跟他們說我們生要站著生，死要站著死，要保持做一個中國人的氣節。

　　新京報：日本監工和漢奸都得到了懲罰？

　　耿：沒有，有兩個監工是我們放過的，本來薛道同死后我們就緊鑼密鼓策劃起義，最后還是延遲了幾天，到6月30日晚上行動，主要是為了在這兩個人不值班的時候行動。

　　新京報：為什么？

　　耿：有一個(監工)從來沒打過我們，還有一個悄悄地給病號送飯，他們是有良心的日本人，我們不能殺害他們。中國人不是講“滴水之恩當以涌泉相報”嘛。

　　新京報：大家都知道，起義最后失敗了。

　　耿：是，我們最后被抓住了。被捆著在鋪著碎石和沙子的廣場上跪了三天三夜，膝蓋被磨破露出了骨頭，沒吃沒喝。都是兩個人捆在一起，有的人被折磨死了，另一個人只好背著一個死人跪在廣場上，三天被折磨死了130多人。

　　新京報：日方對剩下的人最終是如何處置的？

　　耿：警方認定了包括我在內的13個人是主謀，判我們刑。其他人全部釋放。

　　　　5億日元是捐款不是賠償

　　新京報：請您談一下對日索賠的事吧。

　　耿：抗戰勝利后，我們大多數人都回國了，還有4個人在日本結婚了就沒有回來，也在那邊為賠償的事與鹿島組交涉。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這幾個人又與我們聯系上了，我們也就認識了日本律師，決定起訴鹿島組。我們提出了三項要求，一是謝罪，二是建立紀念館，三是賠償，但鹿島組一個也沒有兌現。到1995年，日本的律師說幸存者的年齡已經越來越大，幸存的人也越來越少，不能再等了，只有用法律來解決。

　　新京報：你們原告有多少人？

　　耿：11人。

　　新京報：起訴的經過怎么樣？

　　耿：過程非常復雜，一審在東京地方法院經過了7次開庭，鹿島組不但不認錯謝罪，還認為我們的訴訟超過了訴訟時效。最終在1997年12月，東京地方法院宣判駁回了我們的一切訴訟請求。這個結果我們顯然不能接受，又向東京高等法院提起了上訴。高等法院從1998年7月開始，一共開了6次庭，但到第7次就開始找我們協商了，要求和解。

　　新京報：調解了多少次？

　　耿：十多次。

　　新京報：最后達成了什么樣的和解？

　　耿：2000年11月份，鹿島建設株式會社提出給5億日元的捐款，并申明捐款不含有補償、賠償的性質。新京報：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結果？

　　耿：是日本的律師替我們達成的和解，律師讓我們寫了全權委托書，簽了字，他們口頭告訴我們的內容與日文的調解書內容不一樣，我們還以為日方同意了我們的要求，就答應了。

　　新京報：據我們所知，律師是得到你們授權與他們交涉的。

　　耿：我們被騙了。

　　新京報：你們接受這樣的結果嗎？

　　耿：這樣的結果我們難以接受。

　　　　今后不再過問花岡事件

　　新京報：對鹿島組的作為，您怎么看待？

　　耿：以前是兇惡殘暴，現在是頑固不化，死不悔改。

　　新京報：據您了解，調解結束后有沒有勞工去領鹿島組的“捐款”？

　　耿：好像有200多人和他們的家屬領了。

　　新京報：您領了沒有？

　　耿：沒有。

　　新京報：為什么？

　　耿：我代表的是包括我在內的986人討要公道。

　　新京報：當年的11人原告團里，現在還有幾人健在？

　　耿：據我了解，連我在一起還有3個人。

　　新京報：您打算還關注這件事嗎？

　　耿：不會了，我已經走到了生命的邊緣，我現在心里對什么事情都清楚，但沒有精力。剩下的應該是其他年輕一點的勞工或是家屬們的事了。

　　(來源：新京報，記者：錢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