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本刊記者/羅雪揮

　　義工是非雷鋒的，是排斥任何政治符號的，是人的選擇而不是政治的選擇

　　近日，北京市教工委、教委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中小學校學生思想道德建設工作的意見》，要求每一個中學生在中學畢業前要累計完成一個月的社會公益服務。而廣州規定公務員每年累計做義工時間不少于20小時，并將此納入公務員晉升和職稱評定等考核內容。

　　贊成者眾多，認為這是中國推動義工發展的一個重要措施。中國青年志愿者協會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很多發達國家都有該項措施，比如韓國高中生如果義工服務不積累到一定的時間，便不能參加高考聯考。

　　但是也有人持反對意見。反對的聲音大多來自民間義工組織。

　　“強扭的瓜不甜”，北京慧靈智障人士服務機構杜老師說，他們更需要的是絕對自愿的義工行為。

　　此前，國家行政管理學院諸松燕博士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由于政府介入過多，往往用行政手段來組織志愿者行為，自上而下，且缺少對各地不同人群、不同需求的區別對待，人們參與志愿者行動往往是被動的，使志愿服務失去實效。

　　這種情形在一些大學體現得特別明顯。松堂醫院負責人李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有207所大專院校和他們醫院建立了結對子的“愛心小屋” 而這里的病人只有100多人。“愛心”遠遠超過了需要愛心的人，使得最多的一個病房竟然掛了7個院校的牌子。

　　“有些單位來這里其實是為了搞入黨、入團宣誓儀式。于是，開學日、雷鋒日來的義工就特別多。義工成為一些人演戲的道具”。李偉說，即使學生們有愛心，但也不能像張大諾那樣做到完全自愿和自覺，并持之以恒。

　　義工：“我不是雷鋒”

　　“我不是雷鋒”，幾乎所有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的民間義工，都用同樣的語氣“劃清”與雷鋒的界限。“陽光志愿者協會”成員吳艷艷說，我們這代人都學習過雷鋒，但那就像一陣風吹過，有太多政治含義在里面；而做義工卻是絕對聽從于內心，覺得自己應該去關心別人和社會。

　　吳艷艷沒有告訴同事她在做義工。對于她來說，那是一件私事。

　　“陽光志愿者協會”的組織者崔英善也持相同的看法，她認為，做義工幫助別人，是人性的本能沖動。

　　崔英善一直在幫助一個貧困生補習英語，每個月花近10個小時，“那對我來說就是最好的休息”，崔英善說，“做義工幫助別人，首先是幫助了自己，與雷鋒精神無關。”

　　作家周認為，只有建立在不規避利益和人性的基礎上的民間義工行為，才能真正得到發展，“義工不是數字工程，不是烏托邦，不是植了多少棵樹，完成了多少樣板”。周的潛臺詞是一個關于人類本性的追問，“雷鋒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你能夠做到嗎？人和人之間，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別嗎？”

　　北大社會學系副教授熊躍根認為，民間義工是一種自發現象，是人類道德自然發展的結果；而學雷鋒卻是由政府倡導的一種社會和政治總動員。二者有根本區別。

　　由于許多人自然或不自然地要把義工行為和當年的雷鋒精神等同起來，使得民間義工一開始就遭遇了尷尬。甚至一些義工表示最擔心被人誤解是“學雷鋒”；而他們遇到的更多的人則不相信現在還有雷鋒，總懷疑義工的善意后面包藏著功利動機。

　　其實不管褒貶，曾受雷鋒精神熏陶長大的一代人，正在成為民間義工的主體。無論是幫助人的，還是受幫助的，都無法在有生之年稀釋掉雷鋒的影子。

　　深圳市義工聯秘書長巫景欽這樣認為：雷鋒是一本特定年代的教科書，你可以選擇讀，也可以選擇不讀，讀了終生受益，而今天我們要做的首先是把雷鋒還原成一個真實的人。

　　義工竟成廉價勞工

　　如何能夠保證義工的善意不被濫用，是另一個尷尬的話題。北京大學志愿服務與福利研究中心教授丁元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曾有人來找他招募義工，一開始就講創業階段的困難，其實不過是想以最低的成本招募廉價勞動力而已。

　　同樣的情形在深圳義工發展初期也屢見不鮮，那里曾經發生過將義工當成免費保姆的狀況。

　　“我們不會再發生這種‘白癡’行為了”，深圳義工聯秘書長巫景欽介紹，如今他們會安排有經驗的義工去用人單位核實，看對方是否真正需要義工。

　　也有的人以義工的名義，不只沽名釣譽，還到處募集資金，大行江湖騙術。

　　“目前之所以會存在諸如此類的種種問題，主要是缺乏法律來鑒定義工的權責”。北京惠澤人志愿者協會王燕斌認為，當務之急是要立法，首先明確義工的身份界限，以保護義工的志愿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