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雖然明年才是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紀念，但各地的紀念早已開展。當年鄭和下西洋，其中一個影響，便是促進了各地華僑的增加。

　　俗傳“三寶太監下西洋”，指自永樂三年(公元一四○五年)至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年)三朝，鄭和等先后奉命七次下西洋(今日南海以西之地、今稱印度洋或南洋)，歷琉球、安南、暹羅、新加坡、馬來西亞、蘇門答臘、爪哇、孟加拉、錫蘭等國，且深入于阿拉伯海，直抵波斯灣亞丁，達至非洲東岸，堪稱航海史上一大盛事。此舉除大振明室國威外，亦有助華人移居東南亞各地。

　　移居南洋自唐始

　　自唐朝開始，中國華僑已向南洋移居，然而，當鄭和七次通使后，移民“真如雨后春筍，突然增加不知有多少倍”(徐玉虎語)。據吳日含考證，鄭和等除導致南洋的社會文物漸有華化趨勢外，亦深化了華僑與東南亞開發的關系，現申其說于下：

　　蘇祿史記道，十四世紀時有中國使者黃森屏到浡泥，后任支那巴擔加總督。其女嫁汶萊第二蘇丹阿合曼，凡二十傳迄今。

　　《明史》載“萬歷(公元一五七二年──一六二○年)時為(婆羅)王者，閩人也，或云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因留居其地，后來竟有其國而王之。”鄭和部下亦有留居南洋者，《明英宗實錄》記隨和下番的太監洪保一船，啟航時凡三百人，后遭大風漂泊，經十八年后回國的，僅得三人，其余未能回國的二百多人，除病傷死亡外，大多留居各地，從事于開發蠻荒的工作。又如商人下番的，也多留居下來，如蘇祿的留人作質，“冀其再來”。

　　美洛居有香山，雨后香墮，沿流滿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積充棟，以待商舶之售。東洋不產丁香，惟此地獨有，故華人居此市易者多。萬歷時荷蘭人與葡萄牙人因爭美洛居交戰，居寓的華人游說兩國，令其罷兵。呂宋亦有很多華僑，其主因乃當地與中國漳州距離甚近，因此，商人多久居不歸，名為壓冬。聚居澗內為生活，后漸有數萬之多，間有削發長子孫者。

　　華僑既久居南洋，占有相當的勢力，如成化二十一年(公元一四八五年)，至令東苑商人張宣率官軍二千，送占城王古來返國。有些則在當地居官或執政，漳州人張姓做浡泥拿督，拿督華語意指尊貴的官員，汀州人謝文彬做暹羅的岳坤，岳坤指學士而言，饒州人朱復，南安人蔡景相繼為琉球的國相。

　　此外，諸番國來朝貢時所帶的翻譯，或使臣亦多由華僑充任。如萬安人蕭明舉為滿剌加的翻譯，火者亞三充葡萄牙人使者，琉球的使者多為福建籍的華僑。

　　罪犯海盜避難所

　　當時去南洋的人，除商人、官軍外，還有罪犯及海盜。后兩者多是在本國內因犯罪不能立足，因而多避居南洋。如梁道明、陳祖義、邱彥誠、施進卿等雄長舊港，南海叛民何八觀等聚屯島外。嘉靖(公元一五二二年──一五六六年)末年，倭寇余黨遁居吉蘭丹，生聚至二千余人。廣東大盜張璉，逃居舊港，列肆為番舶長，漳泉人多往歸附，市舶長即中國的市舶官。林鳳、林道乾等被官軍戰敗，逃至海外與西班牙爭奪菲律賓群島，后為中國及西班牙兩國軍隊所擊敗。

　　綜上所述，有學者認為南洋華僑，在十五世紀以前，為數已經不少。十五世紀后，經鄭和的耀兵異域以示中國富強，一方面提高了華僑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中國人民的出洋。出于崇敬的考慮，固然令當地留有不少神化鄭和的史跡(詳見安煥然《先民的足印──鄭和在馬來西亞的史實與神化》)，但自永宣時代，無論在政治、經濟及文化諸方面，南洋的開發及開化，皆與中國僑民的努力密不可分，致有論者認為自積極經營南洋后，“南洋已成為中國的一部”，是“中國的附庸”。甚者痛心于后繼者的退盟自守，致令僑民需“犯國禁渡海”(寺田隆信語)而來，且亦令歐人主導了十五世紀以后的世界航海史。

　　(來源：香港《文匯報》；作者：曾漢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