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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的一年，中國經歷了一次難度最大的宏觀經濟調控。從上半年的宏觀經濟數據看，結果令人滿意。然而，這一結果主要是上半年特別是4月份以來，行政手段“強壓”的結果。各項經濟指標迅速回落，可謂立竿見影，但這種方式可能帶來：竿在影在，竿失影無

　　高燒退卻了。7月16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04年上半年宏觀經濟運行數據。

　　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GDP增長9.7%，大大低于普遍預期的10.4%；居民消費價格比去年同期增長3.6%，接近全年消費價格指數增長3%的目標；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8.6%，出現明顯回落態勢。

　　行政調控一招鮮

　　“溫家寶總理認為這次宏觀調控調控是從農業開始的。”一位參加7月初國務院經濟形勢座談會的學者向本刊透露說。

　　自去年一季度，經過數年鼓勵投資的政策，中國的宏觀經濟出現了迅猛增長，一季度增幅達9.9%，二季度受SARS影響增幅仍達到7.9%。也就是此時，國務院主要領導人開始注意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不健康因素：農業受到很大削弱，耕地面積大幅度減少至15億畝以下，這是建國以來的最低水平；而與之相伴，糧食大幅減產至8600余斤，人均占有糧食也達到10年來最低水平。

　　這種現象直接導致去年秋收時節糧食價格上漲，這一勢頭一直延續到今年上半年，并對物價指數的上漲產生向上的牽引。

　　那時起國家就開始采取宏觀調控措施，但效果并不明顯。究其原因，是各個部門仍在爭論不休，中央與地方各說各話。比如央行曾出臺文件控制房貸，很快另一權威部門就出臺與之相左的文件，導致很多企業家“不知聽誰的”。同時，一些地區出現了地方政府“集體抵制”宏觀調控的情形。

　　今年4月，一季度某些行業投資增長出現“天文數字”令人震驚，固定資產投資仍居高難下，這時中央政府斷然使用“行政調控”的韁繩勒緊各個部門與地區。此次宏觀調控的轉折點是今年4月。

　　4月26日發改委對鋼鐵、電解鋁等行業進行了資本比例性調整；4月27日，國務院發文，發改委、銀監會聯合發文，對固定資產全面清理，主要是清理鋼鐵等十大行業；4月28日，央行暗示準備調整利率；4月29日出臺關于土地流轉的“三個暫停”政策。4月29號銀監會以電話方式通知銀行嚴控信貸。

　　這些動作被稱為以“管住土地、管緊信貸”為主要政策線索的行政性宏觀調控。與之相應，地方政府一而再地被要求真正重建發展觀，約束自身投資沖動。

　　事實證明，這些雷厲風行的行政性調控迅速帶來了宏觀經濟高燒的退卻。

　　可作為佐證的是明顯遞減的統計數據：今年1、2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是53%，而5月份僅為18.3%。

　　這被認為是“退燒”的主要標志之一，但“在短短的3個月內，投資降速如此之快，是近十年來沒有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說。

　　反彈或者硬著陸？

　　3個月就“退燒”，是不是太短了？過去兩次宏觀調控，最短的也要一年半才收效。

　　曾參與前兩次宏觀調控的國家開發銀行專家委員會常務副主任王大用介紹說，1988年那次過熱，當局在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推行宏觀調控，為時一年半；此后的1992年過熱，前總理朱基在1993年下半年開始調控，花了兩年多才成功。

　　而此次經濟過熱，從政府集中發力到現在還不足3個月。“迅速退燒”帶來宏觀調控會否出現“反彈”或者“硬著陸”兩種截然不同的擔憂。

　　“反彈派”認為，行政性調控就如同暴風驟雨，很難持續見效。目前要對下半年投資“反彈”有心理準備。“今年第二季度在強烈的宏觀調控政策‘高壓’下，各地收斂了強勁的投資勢頭，但經濟本身要求這種狀況不可能持久，適度反彈是必然的。”夏斌預測說。

　　這也就意味著，目前過度依賴行政手段的調控可能為下半年埋下“反彈”隱患。事實上，今年6月上中旬建筑鋼材價格就出現反彈過快的現象，本月，蘇浙滬地區的廢鋼、生鐵、鋼坯等都出現了強勁回升走勢。這被認為是“反彈”的信號。另外，一些東南省份的煉鋼設備仍在大量進口。

　　這些信號已經引起了高層關注，“總理特別強調了防止反復這一點，他已經責令相關部門調查解決上述這些問題了。”那位參加7月初國務院經濟形勢座談會的學者向本刊透露說。

　　實際上，“反彈”并不是最值得擔憂的事情，歷來中國經濟都是“剎車容易升溫難”。

　　值得警惕的是，目前宏觀經濟已有“硬著陸”苗頭出現(所謂“硬著陸”就是經濟由“過熱”走向“過冷”，由通貨膨脹走向通貨緊縮。)——除了上述固定資產投資回落過快之外，全國城鎮新開工項目的情況堪憂，1～3月份同比增長31%，而5月份則下降為15.7%。下落的速度幾乎是空前的，這可能導致下一步投資持續萎縮。

　　如果現有的“雷厲風行”的行政調控力度不變，“按照投資增長速度每月下降10多個百分點，工業、貨幣增長速度每月下降2個百分點的速度，不出數月，許多先行指標都將紛紛轉為負增長，不出一年中國經濟就將熱變冷，通貨緊縮的威脅將重新來臨。”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趙曉說。

　　另一方面，“過冷傾向”的苗頭對于企業而言就是資金非常艱難。由于目前信貸總量控制，某些銀行對貸款實行“一刀切”，很多優秀企業已經遇到了貸款難的問題，這說明經濟活動中的正常資金要求得不到滿足。

　　不久前，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魏杰作了一項企業調查，顯示目前許多企業的資金鏈條已經相當緊張，有的甚至發生斷裂，其中，制造業以及基礎產業的情況最為嚴重。

　　這還使銀行面臨相當嚴峻的信貸風險。“這些企業自有資本金往往僅有20%～30%左右，其余的資金全部來自銀行系統，因此，目前銀行系統的不良債務率開始較快地反彈。”魏杰對本刊說。

　　“‘熱’是暫時的，而‘冷’是長期的。如果下半年不及時糾正基層銀行和有關部門在落實行政調控措施中的一些片面行為，如果不在相關政策落實及政策宣傳上做出適當的改善，下半年投資增速可能跌的更深。經濟難以避免‘硬著陸’。”夏斌說。

　　非典型“過熱”要靠改革

　　事實上，決策者認為“這次宏觀調控比歷次都難，因為它是‘非典’的，屬于非典型性的經濟過熱，情況復雜，調控對象也與以往歷次不同。

　　這凸現了此次宏觀調控的特殊性。“這一輪宏觀調控中出現了許多以往沒有的利益格局上的沖突。”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偉說。這種深刻的變化發生在中國市場化和改革進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國資企業、民營企業都處在新一輪的重新自我定位和調整的狀態中。

　　例如，土地問題就已經不僅單純與土地相關。地方政府之所以大量圈地，直接動因就是希望用成規模的土地套取現金。而其一個重要的內因是，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央收回財權，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分配不盡合理。

　　“金融改革以來出現了中央層面資金滯存的同時，地方經濟卻嗷嗷待哺，由于缺少資金這個龍頭要素，地方往往以地套現。”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溫鐵軍對本刊說。

　　其實“以地套現”的問題是財稅和金融等制度安排造成的，“這樣的問題并不能通過短期調控來解決，必須從改革中尋找出路。”國務院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魏加寧說。

　　很多受訪者認為，這次宏觀調控恰恰提供了一個深化各種改革的契機。

　　他們建議，應積極推進投資體制改革，使企業真正成為市場主體；應抓緊出臺關于土地使用的法定補償標準，建立起規范土地使用的一整套長效機制；注意保護民間投資的積極性，以防經濟自主增長活力的減弱。

　　實際上，溫家寶最近已經明確表態，“我們解決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問題，根本靠改革。”他強調，要繼續推進農村改革、金融改革、企業改革、盡快出臺投融資體制改革等。

　　稿件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王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