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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陳水扁連任后“臺獨”問題的彰顯，以及中美、中日關系互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香港《信報》有文章論述美、日、臺政治軍事同盟的可能性問題。這個搶眼的提法當然并非空穴來風，但卻忽視了許多重要因素。因此，要警惕夸大其詞的說法，因為它有可能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對中美、中日關系產生負面影響，并使臺灣問題進一步復雜化。

　　美日臺同盟并非空穴來風

　　冷戰后一些重要的發展趨勢確實值得注意，正是這些趨勢使得一些學者開始關注并且預言有可能出現一個針對中國大陸的美、日、臺政治軍事同盟。

　　第一個趨勢是，美國朝野關于民主和平論、以民主價值共同體為核心建構國際秩序的理念正日益成為主流觀念。民主是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念，在對外關系上美國歷來有傳播民主自由的傳統。值得注意的是，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無論是右派還是左派都開始接受民主和平論以及有必要擴展民主的觀念。冷戰結束后，新保守主義逐漸占據決策上風。他們強調美國不僅有能力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推動民主變革，而且這種變革可以在短期內實現。自由派人士則相信民主價值共同體是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核心基礎。

　　第二個趨勢是，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國會在外交政策決策上的影響一直呈上升趨勢，而臺灣對美國國會所下工夫由來已久，在國會中存在著相當重要的親臺勢力。近年來，美國國會臺灣小組的形成、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的授權成立、以及《加強臺灣安全法案》的立法討論，都表明國會對臺灣事務的影響在增強。

　　第三個趨勢是，臺灣問題正在日益超越歷史問題成為影響中日關系的首要因素。近年來，日本國內要求加強與臺灣關系的呼聲不斷加強，中日兩國在三個政治文件中確定的基本原則和精神受到嚴重考驗。日本一方面強調臺灣已經完成民主化并加入了世貿組織，發展平等的對臺關系是因應時代變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堅持在《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適用范圍上不把臺灣明確排除在外，客觀上起到了為“臺獨”勢力張目的作用。

　　第四個趨勢是，臺灣島內的“臺獨”勢力巧妙地利用上述三個趨勢，大打民主價值共同體的牌，并加強了對美國和日本右翼勢力的工作。臺灣當局最希望看到美、日、臺政治軍事同盟的出現，希望將美、日同時拉進臺灣的戰略設計之中，為臺灣獨立進程保駕護航。

　　限制因素更重要

　　但是，除了上述四個趨勢的發展之外，還應該看到其他更重要的因素的存在，將限制美、日、臺政治軍事同盟的形成。

　　第一，“9·11”以后，美國全球戰略的重點轉向了反恐與限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特別是防止兩者的結合，以及防止失敗國家成為恐怖主義的庇護所。在冷戰結束后的十多年里，美國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以及國際安全所面臨的威脅，而應對這種威脅需要國際社會、特別是大國的合作。中美兩國在這個重要的戰略領域存在著巨大的共同利益與廣泛的合作空間。

　　第二，臺灣在美國的外交戰略中是次要角色，歷來從屬于美國的總體對華戰略。而冷戰結束后經過民主黨和共和黨先后執政，美國已經基本形成了兩黨一致的對華“接觸戰略”，而不是遏制戰略。這說明美國相信中國在不斷改革以及日益融入國際社會的進程中，不會成為美國的敵人。在兩岸政策上，美國雖然傾向臺灣，但始終表示不支持臺灣獨立，因為美國清楚支持臺灣獨立將導致美中嚴重對抗和沖突。

　　第三，進入21世紀，日本的安全政策仍然以追隨美國為核心。日本對“周邊事態”的解釋保持模糊狀態，也說明這個最終解釋權不在日本，而在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日本也將為美國馬首是瞻。中日關系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兩國精英都認識到中日在地區事務和雙邊關系上有廣泛的共同利益，應該發展一種互利互惠的合作關系。

　　第四，中國的政策是關鍵因素。1997年，中國提出了“新安全觀”，當時許多美國人認為這是中國反對美國的另一種說法。隨著近年來中國努力落實和實踐“新安全觀”，包括嚴格遵守和積極參與國際機制，投身于亞洲地區一體化建設，實行睦鄰友好和自我約束的周邊政策，這種自信、積極、主動和參與的外交獲得了廣泛的好評，改變了許多人的看法，被美國學者稱為“中國的新外交”。隨著力量日益增長，中國又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鄭重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不會采取與美國對抗的政策，承諾國際責任和義務，堅持和平發展的路線。不與美國為敵、在臺灣問題上堅持不到最后關頭不放棄和平努力，將使任何針對中國的政治軍事聯盟失去建立和存在的合法性。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作者：外交學院教授朱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