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18日電 《東方早報》今天刊文說，當代中國社會變遷的歷史背景下，能力、權力和教育等種種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國富裕階層的準入門檻也越筑越高。

　　

何為富裕階層？

　　中國究竟有多少個人處于富裕階層，目前不得而知。而且，以中國目前的收入結構，很難界定富裕階層。聯合國糧農組織將恩格爾系數0.4作為小康標準的上限，按北京上海每人年食品消費支出4000元計，一個三口之家的富裕標準為家庭年消費支出高于3萬元。按國外富裕階層收入用途來衡量——1/3用于消費性指出、1/3存銀行、1/3購買股票債券，那么北京富裕家庭的最低年收入約為7萬元。

　　以多數人的經驗來判斷，這些標準似乎偏低。即使按照這一偏低、相對靜態的標準，回答“中國今天到底有多少富人”這樣的問題也很困難。但是某些數據可以提供一個參考標準。根據上海房地產交易中心的數據，2002年上海家庭可支配收入超過7.5萬元的家庭占總數的7.24%。

　　

能力和權力造就富裕

　　中國的富裕階層是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成長起來的。社會學認為這是“社會流動”的必然結果。

　　陸學藝教授是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課題組的帶頭人，剛剛推出《當代中國社會流動》一書，論述了當代中國社會的流動狀況。陸學藝和其他許多學者認為，改革開放所確立的多種經濟形式造就了一群享受優厚薪酬的專業人才，他們依靠自己的專業技能獲得富裕的生活。社會學研究認為他們是理想的社會中堅力量，也就是目前呼聲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這一部分群體的擴大才能最終扭轉金字塔型社會結構。

　　然而，能力主義并不構成這一代中國富裕階層形成的主要原因。能力主義的前提是制度的透明。但在轉型時期，新舊體制的混合卻呈現了一個復雜的環境。

　　新近出版的，由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幾所學府的學者共同編纂的《中國社會分層》一書這樣寫道：中國的市場改革不是簡單地用一種體制來代替另一種體制，而是創造了一種舊的再分配體制與新的市場體制并存的“雙重體制”；干部權力得以在舊體制中完好無損，同時向新生的市場中擴散并轉化為新的形式——經濟力量。理論上，這種現象被稱為“干部權力的轉換和延遲”。

　　在目前體制下，政治精英進入富裕階層享有其他社會成員所沒有的優勢。社會學者們認為，干部權力從政治領域向經濟領域延伸是改革過程中的特有現象。由政治精英轉化而來的經濟精英首先是政策的制訂者和闡釋者，他們本能地將政策推向更有利于自身的方向。

　　富裕的門檻就這樣被提高了。此時，實現富裕不僅需要能力，還需要政策的支持。

　　

教育的鴻溝就是財富鴻溝

　　陸學藝認為，1978年恢復高考制度是對社會流動的一次大促進。那時，考試分數幾乎成為錄取與否的唯一決定因素，既不考慮個人的家庭出身，也不需要工作單位的推薦意見；此外，當時的大學生可以獲得一筆足以維持生活的助學金。高等教育在這一時期成為最公平的社會流動影響因素。

　　然而事情悄悄地起了變化。社會學研究顯示了教育資源再分配的幾種趨勢：80年代中期以后，戶籍對教育機會的限制作用明顯增強，城市和農村之間通過教育實現流動顯得更加困難；90年代中后期，教育市場化迅猛推進，貧困的農村地區首當其沖，其中女性兒童受到的影響尤其嚴重。

　　研究者認為，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將促進社會向兩極分化的方向發展，加強人們的不公平感，影響社會的整合和凝聚。學者們還提出，正因如此，即使在比較富裕的工業化國家，也對教育的市場化問題采取十分謹慎的態度。

　　

追求富裕：社會發展的動力

　　在連續推出兩部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之后，陸學藝對中國社會的前景抱以樂觀的展望。“從我們所收集的大量數據來看，中國社會流動的趨勢仍然是上升的，職業結構也正在趨于高級化。”也就是說，目前多數中國人的生活還是一步比一步好，一代比一代好。

　　“一個社會是不是有生氣，就看這個社會中的人們是不是充滿希望。”陸學藝說。在他看來，中國幾千萬流動的農民工之所以保持著穩定，原因就在于他們心里還有對未來景況的希望。他們希望通過工作，增加技能，積累哪怕是很小的財富，改善自己的生活。

　　對富裕的希望是每一個階層所追求的目標。只有當這個目標有實現可能時，階層間才能維持穩定和良性的流動。對于已經躋身富裕階層的人來說，影響他們的未來不僅僅是能力，權力，教育，還有對社會公平的必要關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