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本刊記者/羅雪揮

　　方言，是中國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載者，是中國民間思想最樸素的表現形式，也是含義最豐富最深刻的語態。

　　自從1955年10月中國開始推廣普通話，方言的話語權逐步被削弱。在之后的城市化進程中，方言被打上了濃重的鄉村烙印，甚至成了搞笑的工具。

　　方言物種的瀕危，告誡當代中國人，尊重方言，就是尊重我們的文化

　　方言，不是時代的對手？

　　新時代的曙光照進了方言。方言不是時代的對手。其實，誰又不在時代面前被揍得鼻青臉腫呢？

　　——敬文東《方言以及方言的流變》

　　2004年7月，韓沛玲來到了江蘇常熟。作為漢語方言研究專業的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她關注方言已經很久了。

　　在常熟市的辛莊，韓沛玲耐心地和多年前嫁到這里的唐惠珍一起讀字，做方言調查。

　　“飯咸了的‘咸’怎么說？”“幫助的‘幫’怎么念？”韓沛玲認真地記錄著她的發音，津津有味地體驗著吳儂軟語的妙處，也驚訝它與自己家鄉話間(韓是山西人)的差異。

　　這是一次付費調查。唐惠珍可以為此領取酬勞。她每天早上七點來，下午四點走，一個星期內，要念兩千多個字。

　　唐惠珍非常符合方言樣本的條件：50多歲，文化低，沒有出過遠門，這意味著她說的辛莊話屬于“綠色方言”，沒有經過污染。

　　調查幾乎是一個趣味盎然地相互娛樂過程，韓沛玲收獲頗豐，唐惠珍也覺得是一段不錯的經歷，她一面自嘲著“太土了”，一面搜腸刮肚地尋找她覺得比較土的故事，比如“窮人裝富”，“三兄弟評戲”。

　　唐惠珍對自己有可能起到的作用無從知曉，那些連她自己也瞧不上的土得掉渣兒的辛莊話將被注明國際音標，然后裝訂入冊，“很多年后，如果辛莊方言不存在了，按照現在這些音標，也還是能夠把它讀出來”，韓沛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盡管只是一次例行作業，但她希望自己做的工作，客觀上能夠起到保護方言的作用。

　　只是，韓沛鈴認為自己的力量太有限。她無奈地承認，方言的萎縮幾乎是不可阻擋的。

　　方言，正在消失的物種

　　無論是文字的傳說者還是研究者，無論是無形的預警還是有形的搶救措施，對于方言的保護而言，都顯得有些力不從心，這是漢語方言的尷尬現狀。

　　“我們對方言已經越來越陌生。在這個一切都被簡化、被‘縮減’的時代，要走入一個方言的世界，對我們來說談何容易。方言的死亡，差異的壽終正寢，意味著鮮活的感性縮減為干巴巴的、號稱為理性的方程式以及電腦鍵盤上的符碼。”1996年，當時還在讀書的敬文東就在一篇評論韓少功《馬橋詞典》的文章中，表達了自己對于方言的隱憂。

　　敬文東認為，方言是中國多元文化的承載者，方言的消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文化的差異性和豐富性在縮減。

　　2004年，中央民族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敬文東對方言式微的趨向已然有了宿命般的憂慮，在其出版的《被委以重任的方言》一書中，“方言”符號轉化為弱勢文化的全權代表。

　　“方言的出生、發展和消亡，是語言和語言之間的較量，我們能做些什么呢？全球化的年代，必須要有一種公共語言交流。”

　　盡管認為語言最鮮活的成分還是蘊涵在方言當中，但是和同齡人一樣，敬文東所有讀寫和思維的語言也早已經是普通話的意境，他能夠保留的只是對于家鄉話的尊重，“四川‘方言’天生的能力是，不用我們費力，就能把我們領進鑼鼓喧天、鍋碗瓢盆、家長里短的沸騰生活，那是茶館與火鍋代表著的人間事件……我終生熱愛這鮮活、生動、充滿野性的一幕。”

　　方言的危局早已是學界的共識，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方言室主任周壘認為，如果把各種方言看作各種話，就會發現有些“話”已經處于瀕危的狀態，特別是那些復雜難懂的方言。他舉了福建省的例子，福建境內的方言差異特別大，近年來那里的方言也消失得極快，不過，要具體到哪一支小的方言語種在消失，還無法做出確切的統計。

　　“中國地方太大，語言太復雜，我們現在能夠摸清楚的只是以縣城為主的方言”。周壘說，縣以下的鄉村，正是方言流失的源頭。

　　只有在普查的時候才能知道方言的處境，而上一次大型方言普查還是上世紀50年代的事情。

　　方言的城市化困境

　　雖然無法確認方言的“死亡名錄”，但是周壘認為，從語言的使用范圍、語言的使用人數、語言的使用環境這三方面來看，方言正在瀕危，而從這個意義上衡量，如今的瀕危方言早已經不局限于使用人數少的語種，而是已經擴展至全部漢語方言，城市規模越大，方言受到的沖擊越大。

　　城市方言瀕危的第一表現，就是語言環境的極度收縮，周壘說，表面上看，在上海這樣的大都市，仍然有千萬以上的人在說上海話，而實際上，使用上海話的范圍越來越窄。任何來自書面或者媒體的信息，都要用普通話表達。上海話只能用在幾乎沒有文化層次的吃飯、睡覺之類日常生活狹小的范圍內。

　　他認為，上海話正在走向名存實亡的不歸路，長此以往，就會造成上海方言的詞匯貧乏。

　　專門研究上海方言的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錢乃榮舉出了佐證，根據他的統計，上海話中有特色的、而在普通話中沒有的單音動詞，其中有74個詞在現今大學生一代中已消失不再用了。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閩南話、粵語，以及其他幾乎每一個應用方言的環境。

　　城市方言的第二個困境來源于年輕一代的疏離。事實上，年輕一代使用普通話的熟練程度早已超出方言。

　　錢乃榮介紹，反映上海的小學生不會說上海話(英語說得更流利)的呼聲很高。其他城市也是如此。

　　浙江金華市曾經做過一個金華方言的調查，在6歲到14歲孩子中，幾乎所有的人都會說普通話，但52.03%的人完全不會說金華方言，能用金華方言較好交流的僅占22.65%。學好方言不如學好英語，成為金華小學生與家長間的默契。

　　遠在福建三明市的女孩陳荔則完全不說家鄉話了，一方面是父母沒有要求，另一方面，她自己也嫌三明話太土，如今，她對家鄉方言的了解只限于聽得懂。

　　西安外國語附中初三學生吳雨婷運用方言要稍微好些，她用一口流利純正的普通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己80%的時間都是說普通話，但在給老家人打電話的時候會說陜西話。

　　和吳雨婷一樣，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們經常是“剛說完普通話，又要說老家話，有時候都有點變不過來”。

　　徒勞的拯救？

　　富有獨特魅力的漢語方言正從南至北，從東到西，在一代人身上出現斷層。

　　周壘把目前的方言瀕危比做是物種消失，這個過程的消亡，有可能只是幾年的時間。他認為目前急需要提早對我國使用人數比較少、面臨瀕危的方言做一次全面調查，盡可能地搶救原始資料。

　　對于使用人數眾多的方言存在的萎縮現象，周壘則建議實行“方言普通話”的嘗試，他認為實際存在并流通的是各種具有方言特色的普通話，即一種方言的變體，方言和普通話的關系應該是“普通話既在方言之上，又在方言之中”。

　　不過，周壘也表示，語言有自身的發展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目前，保護瀕危語言，也僅僅限于用筆記錄下來，有了錄音技術后，可以留下錄音資料，但也不能夠維持其作為交際工具的存在。其原因是在語言的發展、消亡面前，人類是無能為力的。只能夠通過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延緩它的消亡。

　　與積極的人工救護相比，青年學者敬文東則更寄希望于漢語方言自身的調節適應能力，他把方言的生存路線比喻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這與多年前錢玄同對于方言的描畫恰恰不謀而合，“方言的本身，是一種獨立的語言；方言文學的本身，是一種獨立的文學，它們自己發達，它們永遠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