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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調控仍將是今年政府經濟工作的重點，“要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但在加強宏觀調控的同時，如何將宏觀調控納入法治框架中，恐怕是我們所面臨的一大挑戰

　　關于經濟形勢的主流判斷是，宏觀調控已經取得明顯成效，而且，調控仍將繼續。

　　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最近表示，從目前情況看，制約經濟發展的一些突出矛盾尚未完全消除，影響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問題亟待解決。這些情況表明，宏觀調控仍處在關鍵時期，如果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現反復，甚至前功盡棄。

　　因此，去年12月初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表明，宏觀調控仍將是今年政府經濟工作的重點，“要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但在加強宏觀調控的同時，如何將宏觀調控納入法治框架中，恐怕是我們所面臨的一大挑戰。

　　2003年在地方政府主導下，加之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誘惑，由投資驅動，中國經濟進入一輪超常規的繁榮期，房地產、鋼鐵、電解鋁等行業出現過熱現象。政府決心抑制這種經濟過熱，進行宏觀調控。

　　在去年10月底中央銀行上調利率之前，宏觀調控措施基本上是非市場化的行政性調控：銀監會明令商業銀行收縮對特定行業的信貸；國土資源部宣布暫停耕地轉為非農用地的審批，全面清理開發區；發改委調高鋼鐵、電解鋁、水泥和房地產4個行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資本金比例；若干部門派出督查組全面清理一些行業的投資項目。

　　應當承認，這種非市場化的調控措施起效較快，效果是非常突出的。2004年投資增長率逐季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資過熱。但這種調控方式也帶來了若干不良后果。

　　其一，調控僅觸及供給，卻未能抑制需求，從而擴大了供需缺口，未能真正抑制過熱。這一點在房地產市場上表現得最突出。政府控制房地產投資本來是為了防止市場出現泡沫，而收緊土地和信貸供給的結果是：房產供應量減少，另一方面，需求卻仍然相當旺盛。于是，在京滬等地，房價反而持續大幅度上漲。

　　其二，行政措施也意味著，企業將被區別對待，一些企業因調控而下馬，另一些企業卻可免于調控措施的沖擊。最典型的體現在鋼鐵行業。比如，就在政府嚴厲整頓江蘇、河北等地民營鋼鐵企業之際，幾家外資與內地國有企業合資成立之鋼鐵企業卻熱鬧開業。在宏觀調控過程中，輿論一直對此有爭議，盡管有關部門再三解釋，也不能冰釋人們的猜疑，因為行政性調控模式的確容易受到人為影響。

　　其三，行政調控還意味著，投資熱隨時可能反彈。迫于行政壓力，地方不得不下馬或緩建一些項目，但需求并未受到抑制。因而，那些正常建設項目的贏利水平將更高，投資的誘惑力也就更大。因此，一些地方政府應對本次宏觀調控的對策是“就地趴下，匍匐前進”，只要政策稍有松動跡象，投資熱將可能卷土重來。恐怕也正是這一點，令政府高官反復告誡，宏觀調控處于關鍵時期，不能松懈。

　　然而，這種臨時性的調控手段若長期化，可能導致一個更嚴重的后果，即強化某些學者所說的“新雙軌制”。這種雙軌制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公共權力為背景，自下而上地尋找和套取已經市場化了的商品和服務價格體系與遠未市場化的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體系之間的巨額租金。

　　因此，即使今年仍有必要保持甚至加強宏觀調控，也需要以改善調控措施為前提。

　　變革的基本取向就是突出調控的宏觀性。既然叫做宏觀調控，就應當綜合地利用各種宏觀性的政策杠桿，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匯率政策，而逐步減少或停用行政性的調控措施 后一類調控措施不具有宏觀性，盡管可能收效于一時，但卻會為未來經濟的健康發展留下諸多后遺癥。

　　高層也提出，在今年的宏觀調控中，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更加注重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具體的措施，則需要在實踐中探索。

　　中央已提出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經濟調控自然不應是法治的例外。首先，政府調控的權力需要得到法律的明確授權，而不應在法律之外自我授權，政府的管制措施也需要得到法律授權；其次，調控措施也應當平等地對待所有企業，而不應對不同所有制、不同規模的企業區別對待。

　　只有將宏觀調控納入這樣的軌道，調控才不至于在具體實施中遭到扭曲，市場才可能健康發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