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報道說，國家統計局城調隊在投入600萬元、發放30萬份問卷的抽樣調查基礎上，經過諸多數據分析得出了一個關于中國中產階層的最新結論——家庭年收入“6萬元～50萬元”。按照這個標準推算，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將由現在的5.04%擴大到45%。幸福來得很突然，一不小心許多中國人都成了“中產階層”。

　　于是，國家統計局很快出來澄清，稱國家統計局未公布過這一數據，在正規的統計口徑中也沒有“中產階層收入”這一項目。拋開有關數據的爭論與表白，筆者要談的是另一個問題，中國對中產階層的塑造，更重在質量。

　　幾年前，筆者曾經對法國貧富分化進行調查，感觸最深的是法國中產階層擁有的不僅是穩定社會的財富，還有良好的教育、自由的意志以及普遍的社會關懷。他們成為社會承上啟下的中堅力量并不是因為口袋里的錢財。現在國內許多人將中等收入直接等同于社會學意義上的中產階層，無疑是個誤區。因為它忽視了中產階層最重要的精神內涵，即“一定的知識資本與社會關懷”。

　　如果有人在“中產階層”與“中等收入”之間畫等號，就等于對中產階層“去精神化”、“去知識化”，使中產階層淪落為一種拜物教。倘使這個等式成立，那么吾國吾民現在就可以只管致富，而不必再討論受教育與教育是否平等等諸多問題。這無疑是件危險的事情。

　　有學者斷言，20世紀(不妨引申到中國的21世紀)與十九世紀的最大差別，就是教育機會上的差異。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在法國晚近歷史上找到證據：1968年席卷全國的五月革命便是由于學生對教育的不滿所引發的。此前十年間，法國學生從十七萬暴增到六十萬，而教育的空間與設施完全無法跟進。這次“五月革命”，被世人稱為絕無僅有的“玫瑰革命”，因為革命不再只是為了面包而是為了活得更好，既為愛自由、愛平等，也為愛智慧。

　　如果我們尊重這段歷史并引以為戒，我們就應該看到這次“玫瑰革命”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許多“中等收入群體”為爭取成為真正的“中產階層”的一次精神轉向。

　　大家寄望中產階層的壯大是因為它對社會穩定所起的促進作用，并將此視為一個國家是否形成橄欖形社會的重要指標。我為什么一定要強調中產階層的知識性與社會關懷？我們不妨舉個例子，有一大片樹林，我是說，很大的那種。林子里面住了很多動物。每只動物都有屬于自己的領地(我們可以將此視為財產權的一種象征)。

　　為了防火，動物們決定在林子中間砍掉一大片樹木(同樣很大，但絕沒有林子大)作為中間地帶，并向中間地帶移居了不少優秀的動物。這個道理很淺顯，懂得防火常識的人都知道，由于燃燒面積較大，當小規模救火措施已無濟于事時，為設法阻止火勢蔓延，在大火燒到之前，人們會除去草木等可燃物，開出一條防火隔離帶，使火燒到這里后，因沒有能著的東西而自動熄滅。

　　我們秉著最善良的愿望，相信這條防火帶不會自己著火，因為“它的可燃物被移除了”，就像中產階層告別了貧窮，不會因為餓肚子去找扁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防火帶并不能防止林子別處著火。當別處火情危急時，勢必會有許多被火燒趕的動物跑到中間地帶來避難，分享或占有原住動物的領地。也就是說，當森林其他地方著火時，原來不著火的林間空地的安寧與自治將被逐漸打破。林間空地的原住居民還需面對下面一個危險的假設：如果其中有些動物因為身上毛多，跑到林間空地時帶來了火種，怎么辦？畢竟林子大了，什么長毛動物都有。

　　如同海德格爾將開放性真理的終極視為“林中空地”，那是自由無蔽的敞開。在筆者看來，從社會學或政治學意義上說，住在林中空地的動物們，應該將目光向整個森林敞開。當森林里有一點煙火，立刻會為所有動物所共知。讀者諸君如果理解我寫在上面的寓言，就知道，這種關懷不是關懷樹木，而是考慮到動物自己所處的危險。這個危險建立在另一個常識之上，只要達到一定溫度，一切動物都是可燃物。

　　【來源：南方都市報；作者：徐友漁、熊培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