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月28日電 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城市工作處湯晉蘇處長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伴隨著改革的深入和社會的轉型，城市居民委員會面臨著不少現實難題，主要表現為職能超載、職權有限和角色尷尬。”

　　據介紹，我國城市居民委員會1949年12月最早出現在杭州市上城區，截至2003年年底，共有77518個居民委員會，124.4萬個居民小組，社區居委會干部近40萬人。

　　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進程中，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出現了許多新的領域，城市居民委員會的負載量越來越重，職能超載。

　　首先，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事業單位分類管理制度的推行以及機關單位后勤體制的改革，使得各單位將自己原來承擔的政治行政職能、社會職能剝離出來，回歸給政府和社會。在目前我國社區民間組織不發達的情況下，現有的比較成熟的居民委員會體系幾乎成了惟一的接受主體。其次，隨著人口的老齡化、無單位歸屬人員以及外來人口的增多，給居民委員會增添了更多的管理、服務工作。再次，我國城市管理體制的改革，提出了管理重心下移，由此帶來了原來實行條條管理的很多部門將任務下放到社區，給社區增加了許多新的管理內容。

　　我國目前的居民委員會體系不僅承接了單位剝離出來的職能，還增加了許多新的管理領域；不僅要承擔社會功能，還要承擔行政功能，甚至有些社區還承擔部分經濟功能。居民委員會體系的職能已經大大超載，但仍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

　　另外，由于“條塊分割”的存在，居民委員會的能力十分有限。居委會一般沒有財務支配權，其支出項目要由街道辦事處批準。在實際工作中，街道辦事處與居委會“上下級”關系的色彩很重。在一些地方，城市基層政府對社區居委會不是給予“指導、幫助和支持”，而是把社區居委會當做街道辦事處的下屬機構，經常下達指令性行政任務。有的地方把社區物業管理與社區居委會混為一體，或者用物業管理機構替代社區居委會，經常引起扯皮或沖突。

　　職能超載，但職權又十分有限，使得居委會的角色出現了尷尬。居委會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地位實際上被虛化，變成了各級黨委、政府部門工作的承受層、操作層和落實層。居委會的自治功能得不到實現，導致居委會法律地位的懸空，不能體現居民的主體意識和參與意識，因而也就很難贏得居民的認同。

　　居委會對上過分依賴，而向下不能真正深入到居民中去，這種被動的局面長期下去將造成政府權威在基層支持資源的流失。尤其在出現物業公司、業主委員會等組織后，居委會的工作面臨著挑戰。

　　湯晉蘇介紹，全國人大已將修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列入了“十五”立法規劃，民政部已形成草案送審稿。草案規定社區的范圍是居民委員會的轄區，規范了居委會與城市基層政府及其派出機關的關系，明確要求“不得干預依法屬于居民自治范圍內的事項”、“政府及其有關部門需要委托居民委員會承辦的事項，應按照費隨事轉的原則提供必要的經費和條件”。增補了建立協商議事制度的內容，明確了居委會與社區單位在社區建設上的共駐共建關系。規定“業主委員會、物業管理機構等組織在開展活動中，應當積極配合居民委員會依法履行自治管理職能，支持居民委員會開展工作，并接受其指導和監督。” (王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