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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國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以閃電般的速度起飛，并且成為全球經濟強國時，全世界從最初對中國的不信任逐漸轉為由衷的欽佩。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主要以制造業拉動，增長率在2002年達到8%后，又在2003年增至9%。中國依靠巨大的國內儲備資金大力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吸收大量外資在中國建立工廠，引進所需的國外專業技術。僅2003年度，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資金就達到530億美元，占整個世界總投資額的8.2%(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UNCTAD)數據庫中外商直接投資的數據)，為當年的世界之最。

　　印度的經濟起步落后于中國大約10年，最近才為世人矚目。其崛起主要依靠西方工作崗位的地域性轉移。同時印度迅速造就了一批世界級的知識密集型企業，所屬行業包括軟件業、IT業和制藥業。這些行業在發展過程中很少得到政府的資助，卻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2003年印度國民生產總值增幅為8.3%，而2002年僅為4.3%；但是印度2003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為47億美元，2002年則為30億美元。只相當于中國的一個零頭。

　　中國和印度經濟發展的道路截然不同。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政府深思熟慮后決策的結果，而印度的經濟發展則多少有點順其自然。中印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方式孰優孰劣？哪種發展模式會造就強國？

　　中印產業：一硬一軟

　　中印兩種發展模式的不同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相比印度政府，中國政府更愿意培育和指導整個經濟活動。中國政府大力投資硬件基礎設施，有權決定哪家企業能夠得到政府資源、哪家企業可在A股市場掛牌(即使該企業不一定是最好的)。與此相反，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政府越來越少干預經濟活動。第二，在外商直接投資上，中國樂于接受外資，而印度始終對此保持謹慎態度。

　　上述區別影響到哪類企業會成功。在中國，那些需要“硬件”基礎建設(如公路、港口、電力)的企業遠遠領先印度。并且在不久的將來仍將保持這一優勢。而印度的企業則在“軟件”基礎建設領域，即無形資產占主導地位的行業中更勝一籌，如軟件業、生化業或廣告業等創新性行業。

　　生產流程快的制造類企業需要高效的道路和交通網絡，因此這類企業在印度發展緩慢，但是那些不受發電機短缺及公路發展限制的企業卻發展迅速。軟性資產甚至支撐起了印度的汽車產業。與中國不同，印度汽車產業的成功并非依賴于跨國集團大量的資本投入，而是依靠智能化的設計開發出造價低廉的本土化車型。事實上，印度已經將許多高附加值的機械和電子元件輸出到中國。這些元件的生產更多靠的是專門技術而非基礎設施。

　　更重要的是，中國許多硬件資產企業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是因為政府注入了資金。政府能這樣做的原因是他們干預國內資本市場，在印度則沒有這樣的政府干預，因此其成功企業主要集中在受資本限制較小的行業。設立一家軟件公司不需要大量資金，但建立一家大型鋼鐵廠卻相反。

　　印度政府對資本市場的較少干涉和不對缺乏有形資產的行業(如軟件業、生化業、媒體業)采取管制的政策，為創業者提供了空間。創業活動的推動依靠傳統企業(主要是家族企業)和新進入市場的企業。雖然印度的股票和債券市場并不完美，但在總體上能夠支持私營企業的發展。

　　良好的硬性基礎建設和中國政府對外資的熱誠歡迎，有利于跨國集團在中國開展經營活動。但是由于這些跨國公司同時帶來了他們自己的資本和高層人才，因此他們沒有必要大量依賴當地資源。中國不乏優秀的土生土長的創業者。然而，很多本土企業卻由于資本市場效率低下、銀行系統壞賬累累以及地方政府官員(而不是市場力量)決定融資對象的殘酷現實而舉步維艱。

　　中國和印度都有能力按照各自不同的道路將目前的發展勢頭再保持數十年。中國政府對于經濟的干涉，包括對外資開放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是印度社會所沒有的。也許這兩個國家都選擇了各自特定歷史背景下最好的道路。

　　當大家對這兩個國家進行比較時，很容易忘記印度的改革要比中國晚了十多年。隨著印度進一步放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限制，我們很可能會發現印度更加自由的經濟環境更有利于長期的經濟繁榮和企業發展。

　　中國模式：低效但強勁

　　為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找問題并不難：周期性產能過剩、政府干預資源分配以及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現象都只是眾多缺點的冰山一角。但是人們很難再找到其他模式能如此強勁地推動經濟發展。

　　中國政府從推動經濟增長的角度對企業發展進行管理。在中國，你可以成為一個小企業主，但如果你想做大，就必須從政府背景的渠道中融資。從根本上講，政府官員有權決定哪個企業能得以發展。

　　這樣的政策對于實現企業成長的目標是十分成功的。中國迅速建立了足以推動經濟發展的大型企業。以作為制造行業支柱的汽車業為例。20年前，中國沒有真正的汽車產業，中國政府決定，必須引進像大眾汽車那樣的國外成熟企業教給國內生產廠商如何制造汽車。政府坦率地表示：“中國需要現代化，中國經濟需要發展。我們沒有能夠達到這樣目標的企業，所以想盡一切方法創造這樣的企業。”

　　中國經濟改革的根本機制是促進各省、市之間的競爭。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沒有一家全國性企業，所有的企業都是地方性企業。隨著國內貿易壁壘的解除，地方創業者和支持他們的政府官員投資擴大經營規模，努力打入鄰近市場。確實，這會造成產量過剩和價格戰，但是經過一段相對較短的時間，生產的周期性會導致行業內企業的重新洗牌，使最有競爭力的企業存活下來。存活下來的企業憑借具有的全國性規模和真實的競爭優勢，不再依賴當地政府提供融資，從而能夠在國內外市場上長期參與競爭。

　　另外，我們認為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或銀行體制的改革與外商直接投資并無聯系。跨國企業固定資產的投資僅占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15%，所以他們對推動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中國必須利用自身的金融資源來支持經濟增長，所以，中國的資本市場正在發展之中。政府通過一系列措施來解決銀行問題，包括提高儲備金利率，改革分行業績和激勵機制以及采用更靈活的、以風險為基礎的定價政策。

　　中國發展模式的低效率是否會超過它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我們認為不會。政府仍然控制著絕大部分金融資源，并且基本能夠合理分配——這就是中國經濟能如此快速發展的原因。和在高效市場上的私營經濟相比，政府無疑對于分配資金不甚在行。中國并不是一個高效的市場，而融資金額較少(無論是政府還是私營部門)的印度模式不能像中國模式那樣實現中國目前的增長。印度模式對于印度經濟而言可能同樣存在問題：家族式企業和其他個人投資者也許長于合理判定哪些投資對自己有益，但他們的投資金額不足以帶動中國那樣高速的發展。當印度國內外投資者看到印度的發展潛力后，印度吸引外資能力必將急速增長，這一點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行業層面的比較

　　“究竟哪一種模式更有利于經濟發展?”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可能在國家層面找到，必須深入到行業層次。中國和印度都存在一些由于管制嚴格、缺乏競爭而導致發展緩慢、效率低下的行業。但兩個國家也都存在由于管制較松而蓬勃發展的企業。

　　麥肯錫全球研究學院一直認為高速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是生產率，阻礙提高生產率的主要障礙是政府微觀層面阻礙競爭的層層管制。印度就是這一觀點最好的注釋。

　　印度生產率較高的行業包括IT業、軟件業和業務流程外包行業。這些行業成功創造了數十萬就業機會和幾十億美元的出口額。這些具有潛力的新興行業躲過了政府的管制，避開了被扼殺的可能。IT、軟件和外包服務企業不受其它行業在工作時間和加班等相關勞動法規的管制，同時政府允許外商直接投資進入，而這在零售業等行業是不允許的。如果沒有這些國外資金的注入，這些行業是否會在印度起飛，就值得懷疑。到2002年為止，這些行業吸收的外資占整個印度吸收外資總額的15%。

　　生產率居中的是汽車行業。這個行業自從20世紀80年代政府放松管制后，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到1992年為止，多數針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限制得以解除，這使得產量和勞動生產率得到很大提高。車輛價格也隨之下跌。即使發生了行業整合，但由于需求強勁，行業的就業狀況依然保持穩定。盡管如此，由于整車的關稅居高不下，國內的汽車制造商仍沒有直接參與國際競爭。這意味著該行業的效率尚未達到其應達到的水平。

　　處于生產率發展最低端的是消費電子行業。雖然該行業的外資投資限制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解除，但是整個行業仍處于各類進出口關稅、國內稅賦和相關法規的層層束縛中，導致了印度的消費電子產品不僅無法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即使在國內價格也是一般消費者所無法承受的。食品零售業的情況則更糟，部分原因是國家完全禁止外資進入。該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僅為美國的6%。

　　再看一下中國。中國已擁有一些相對較為自由而富有競爭力的行業，如消費電子。它的勞動生產率是印度的兩倍。在過去20年間，該行業由于國外直接投資和國內同業的競爭壓力已具有國際競爭力。該行業的成功與政府對此行業采取的相對寬松的監管政策密切相關。當然，這相對寬松的監管政策很可能是由于當時政府并沒有意識到該行業的發展潛力。現在，中國每年生產的消費電子產品總值為600億美元。

　　中國汽車行業的前景尚未明朗。政府將該行業定位于戰略性產業，加以嚴格管制，只希望通過開放獲得國外的資金和技術。市場已經對國外汽車制造商開放，消費需求得到很大提高，價格也降下來。然而，汽車行業也充分反映出政府干預對遏制潛在國外投資的負面作用。國外汽車制造商只能通過建立合資企業進行投資，汽車配件必須從當地供應商采購，并且關稅之高使得進口車無法參與市場競爭。當然，隨著私營企業的壯大，競爭也在逐漸加劇。但中國合資企業的生產率仍然比日本和美國低——而且相比較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更低，這很讓人吃驚。

　　從行業層面比較，在IT和業務流程外包服務行業，中國即使花15年也未必能趕上印度；而在消費電子行業，中國則在整個市場上居于主導地位，印度再花10年也不能對中國構成嚴重的威脅。

　　汽車行業的勝負則難以定奪。印度市場中的競爭要素帶來了許多技術創新。印度利用低成本的勞動力，不采用耗資巨大的自動化生產。當地的工程師已經開發出Scorpio等新型產品，這是一種SUV車型，其零售價僅為美國的一個零頭。在中國，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已經將該行業做大，但是政府的管制卻限制了該行業的競爭潛力。

　　現在就判斷究竟是哪種經濟發展模式更好還為時尚早。實現強勁持久的經濟發展必須依靠較高的生產率，而且要著眼于行業的發展。而要實現較高的生產率，則要靠政府建立健全的管制機制，同時掃除一切阻礙競爭壁壘，為發展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中國和印度都有機會使企業和國家經濟實現繁榮發展。

　　稿件來源：《中國企業家》 作者：Jayant Sinha Tarun Khanna華強森Diana Farrell(本文經麥肯錫公司授權刊登。本文作者Jayant Sinha是麥肯錫德里分公司董事；Tarun Khanna是哈佛商學院的Jorge Paulo Lemann教授；華強森是麥肯錫上海分公司資深董事；Diana Farrell是麥肯錫全球研究學院資深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