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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圍堵“臺獨”還是爭取和平統一，都需要大陸當局出臺一個高屋建瓴的戰略思路，其中包括設定上限和下限、采用法理和政策，以及輔以強硬和懷柔兼而有之的戰略

　　最近，兩岸關系中接連發生了三件大事，一是春節包機順利起飛；二是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紀念“江八點”十周年座談會上發表講話；三是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孫亞夫和秘書長李亞飛代表汪道涵飛赴臺灣，參加辜振甫先生的公祭儀式。

　　三件大事各有其玄妙之處：首先，春節包機雖是個案，但實際上已具備直航元素，而且生發出一種“民間出面，官方首肯”的新模式，亦即兩岸民間互動在一些非原則性、非戰略性的事務性議題上，采取一定程度的戰略模糊；其次，賈慶林的講話系統闡述了大陸最新對臺政策思路，其中不乏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戰略思維；至于孫亞夫和李亞飛赴臺，則更是具有微妙色彩，因為兩人同時兼有國臺辦的高級職務，從而使得這次臺灣之行雖不具有官方色彩，但卻留下了想像和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賈慶林講話調整對臺政策

　　當然，三件大事中最具實質意義的，還是賈慶林的講話。這篇講話透露了不少新意，其中主要是：改變了以往不與民進黨談判的策略，而改為只要民進黨承認“一中”，兩岸談判即可啟動；而且對陳水扁可既往不咎。這可以被視為是北京當局對臺政策的最新表述，也是北京一段時間來內部調整對臺政策的結果。

　　同時，賈慶林的講話也提出，大陸將加強維護臺灣同胞利益的工作，以兩岸春節包機為起點，從兩岸同胞骨肉情義出發，努力解決所有涉及臺灣同胞切身利益的事情。大陸國臺辦副主任王在希在隨后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只要臺灣當局承認“九二共識”，亦即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那么大陸就可以考慮給予臺灣以與其身份相符的國際地位和空間。

　　如果將最近一段時間北京制訂“反分裂國家法”的努力與賈慶林此次的講話放在一起看，便不難看出，前者意味著北京將以法理形式設定反對“臺獨”的下限，亦即以法理底線的形式展開圍堵“臺獨”的努力，而后者則是在爭取臺灣民心方面，以政策形式出臺的針對上限的努力。換言之，對反分裂國家法而言，只要臺灣當局不逾越紅線，兩岸便可相安無事；但這部法律本身無法解決祖國和平統一中的許多實際問題，甚至無法解決一旦臺灣當局利用非法律和“立法院”外等形式追求“去中國化”和漸進式“獨立”的陰謀。

　　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圍堵“臺獨”還是爭取和平統一，都需要大陸當局出臺一個高屋建瓴的戰略思路，其中包括設定上限和下限、采用法理和政策，以及輔以強硬和懷柔兼而有之的戰略。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反分裂國家法”和賈慶林的講話，是北京實現和平統一戰略的兩面一體，其中包括圍堵“臺獨”和爭取臺灣民心兩個方面。

　　三件大事：時間巧合，邏輯必然

　　上述三件大事，從發生的時間點上都不是預先設定的，但是如何操作卻是經過精心考慮的，也有著更為宏觀的戰略背景。具體來說就是時間上的偶然性和邏輯上的必然性。這些邏輯背景實際上涉及到中美關系以及臺灣和北京內部發生的微妙變化。

　　首先關于中美關系，中美聯手遏制“臺獨”，是去年中國外交的一大成功，其背景是陳水扁的“臺獨”步伐走得太快，以致引起美國擔憂。其次在臺灣內部，“臺獨”的步伐也已引起內部反彈，其重要標志就是去年12月的“立委”選舉，泛藍過半，陳水扁被迫辭去民進黨主席職務，隨后島內產生了一系列要求陳水扁放棄“臺獨”綱領的壓力。最后在北京方面，其對臺政策由于剛有余而柔不足，從而引發了內部的評估和反思。

　　兩岸微妙互動的前提和走向

　　由于上述背景，無論是北京、臺灣還是美國，最近似乎都有意緩和兩岸局勢。雖然“一中”前提尚未在兩岸之間確立，但這并不影響雙方在一些民間事務性問題上的微妙互動。因此，如果說賈慶林講話是北京對臺思路的宏觀表述，其中蘊藏著北京的柔性對臺思維，那么春節包機和“雙亞”赴臺，則正好是實施這一柔性思維的理想個案，從而也生發出兩岸微妙互動的新模式。

　　當然，這一模式能否成功，尚需兩個重要前提：一是北京需要膽識，二是臺灣不能挑釁。舉例來說，若春節包機起飛后，陳水扁忽然公開表示這是國際航線，那便是毫無誠意的公開挑釁。

　　至于未來走向，似乎可以看出三個趨勢：第一、“一中”原則仍是北京對臺在原則性問題上的基本前提；第二、“一中”原則同時不影響雙方民間的互動，一些非原則的、事務性的互動，如此次的春節包機和辜振甫公祭儀式；第三、兩岸官員不排除借助合適的契機和時間點，進行某種程度的非官方接觸，由此生發出一種進可攻、退可守的微妙模式。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 作者：邱震海(香港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