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有物質文明有政治文明，能使一個民族知罪懺悔，贏得文明世界的尊敬；有物質文明無政治文明，則使同一個民族面目猙獰，成為叫囂著的戰爭機器

　　1月28日這天夜晚，全世界的觀眾，都從電視中看到了波蘭比克瑙現場的“奧斯威辛解放60周年紀念儀式”。

　　這天晚上，前波蘭外長巴托耶夫斯基的講話最具震撼力。這位當年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孤兒，當著西方各國政要的面，直接譴責自由世界60年前在獲悉奧斯威辛等地屠殺罪行時，竟然保持相當一段時間的緘默和冷漠。集中營留給他最可怕的童年記憶是孤獨：除了孤獨，還是孤獨。

　　面對人權被殘害的罪行，西方世界曾不止一次地出現綏靖主義記錄。二次大戰不能避免的原因之一，即為英國當局張伯倫的綏靖主義。1938年張伯倫與希特勒簽署慕尼黑協議歸來，倫敦機場歡迎的人群打出橫幅是：“你是一個呱呱叫的好人。”翻開當年的《泰晤士報》、《紐約時報》，尋找歐美知識界的綏靖言論，充斥大小版面。

　　9·11事件發生，西方知識界發出的聲音，大多是遠離人道底線的奇談怪論，只有一個年逾古稀的女記者法拉奇，直面邪惡，寫下聲討恐怖主義的激憤檄文。

　　今天奧斯威辛已成現代古跡，但是綏靖主義的陰魂還在國際生活中徘徊。為了商業或學術利益，政界的綏靖主義，學界的“芬蘭化頑癥”，隨時隨地都在復活。巴托耶夫斯基以60年前的那一幕“孤獨”，告誡自由世界的短視人群，當如警鐘長鳴。

　　大屠殺并不是發生在蠻荒地帶，而是發生在文明世界的核心區域，囚犯們“只是被編號的物品”，每天被驅趕進毒氣室，毒氣室的煙囪就在歐洲的文明地帶，天天在冒煙。與人類此前發生的其他屠殺相比，20世紀的這場大屠殺令人震駭，并不在于屠殺之有無，而在于屠殺竟然配置有現代工業文明的精確手段。

　　這一特征在西方學界引起持久關注：人性如此異化，究竟是現代文明的普遍原因，還是來自更為具體的歷史環境？法蘭克福學派誕生于德國的流亡者，人們有理由較多聽取他們的解釋。令人遺憾的是，他們把法西斯的人性異化泛泛歸咎于現代文明，似乎是現代文明引起了現代殺人慘劇。

　　面對奧斯威辛這塊土地上發生過的人性罪惡，我傾向于具體解釋，而不是抽象泛化。納粹大屠殺并不是物質文明發展到現代階段的必然產物，而是德國歷史在一次大戰之后走入一個具體誤區 現代物質文明與政治文明背道而馳。物質文明并不必然導致人性異化，只有在不配置政治文明的反常情況下，它才導致病態畸變 以致于越是文明的，就越是野蠻的，越是發達的，則越是反動的。

　　德國在一個世紀內曾經兩次出現物質文明飛速發展的奇跡，卻產生截然相反的歷史后果。

　　戰前30年代，德國人趕英超美，以30年時間打破美國人用100年時間超過英國的紀錄。戰后60年代，它又出現奇跡，在戰爭廢墟中崛起，10年時間內第二次超過英國。

　　第一次經濟奇跡使法西斯崛起，德國元首公然點起戰火；第二次奇跡則使德國步入民主國家行列，德國總理向波蘭猶太人蒙難紀念碑下跪。兩者之間發生了什么變化？人性沒有變，民族沒有變，物質文明的現代形態也沒有變。差別就在于有無政治文明：第一次德國奇跡發生，同時在摧毀政治文明 魏瑪憲政；第二次德國奇跡發生，每一步都在重建政治文明 波恩憲政。

　　有物質文明有政治文明，能使同一個民族知罪懺悔，贏得文明世界的尊敬；有物質文明無政治文明，則使同一個民族面目猙獰，成為叫囂著的戰爭機器。

　　奧斯威辛的教訓屬于全人類。一個民族兩次物質文明起飛，造成截然相反的歷史后果，不僅擊破法蘭克福學派有關現代文明的奇談怪論，也為其他后起民族追求什么樣的“現代化”留下了歷史借鑒。

　　奧斯威辛的孤兒講演以這樣的語氣結束：答案在所有人內心里，在未來的歷史學家筆下；這塊土地上沒有一塊紀念碑，但是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罪惡將世世代代流傳下去。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朱學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