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武漢二月二十日電 題：十五年春運折射中國社會巨大變遷

　　　　　　　　　　　　　　　中新社記者 徐金波

　　望著車站前熙熙攘攘奔涌而至的人流，緊張忙碌的武昌火車站客運車間張在明主任感觸頗多。他認為，歲歲年年的春運工作，其實也見證和折射出近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

　　中國的春運伴著“民工潮”而興。武漢地區的民工潮出現在一九九0年左右，當時農用物資價格上漲，糧食價格下跌，大批世代耕作農田的農民開始拋荒棄地，追隨早期“淘金者”的步伐，走南闖北，謀求生計。

　　張在明回憶，當時春運期間，大批農民工結伴而來，搭乘價格相對低廉的火車。他們以男性為主，年齡跨度很大，從十八、九歲的青年至六十多歲的老人不等，整體素質不高，主要從事建筑、采礦等體力勞動，出行時大都衣著凌亂，擰著尼龍編織袋，扛著被褥、棉絮，背著鐵鍬、桶等勞動工具，甚至鍋、碗、瓢、盆都一應俱全。他們操著一腔濃濃的家鄉話，售票員與之對話交流十分艱難、吃力。

　　同時，這些農民工的去向也異常分散，他們大多由一位具有打工經驗的人帶隊，北京、廣州、上海、成都、西安、武漢等中心城市，是其主要目的地，一時間如同“孔雀滿天飛”，春運高峰時間也相對延長。

　　這一時期，初次出門且純樸善良農民工經常上當、受騙，返程時大多沮喪著臉，甚至回家的路費都湊不齊。在經歷了兩、三年的打工挫折后，農民工出行日益謹慎，目的地相對明確，大多有的放矢，線路集中。

　　隨后的一九九四年左右，隨著外商大量投資中國沿海地區，農民工隊伍迅速回暖，廣東、福建、浙江等東南沿海地區以及東北地區是其主要流向，多是進工廠或從事建筑行業，但工作不固定，經常“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這種狀況直至二000年左右才稍有好轉。

　　此時，一些年長的農民工逐步被淘汰下來，守著家鄉的幾畝薄田，打工一族主要是中、青年人，其中年輕“打工妹”的比例急速上升。他們的經濟收入也有所改觀，出行日期和路線相對固定，衣著打扮講究、漸趨時髦，普通話慢慢代替鄉音，行李逐步精簡，各種大型行李箱逐漸成為主導。

　　張在明說，近一、兩年，隨著中國勞工制度日益完善，經過十多年打拼的農民工逐漸融入城市生活，年輕一族有了相對固定的工作，開始了正常上班、休假，大部分不再漫無目的地流動，每逢農歷正月初六、初七和初八，是他們出行的高峰，春運工作緊張異常。

　　如今的農民工與最初已有天壤之別，領著穩定的薪水，很少為討工錢發愁，出行是西裝革履，夾著皮包或拖著中型行李箱，別著彩屏、攝像頭等時尚手機，滿口的普通話或廣東、上海、閩南地域方言，談論著養老保險、房地產價格等當前中國最流行的民生話題，混雜在人群中越來越難以分辨。

　　張在明表示，當前中國農村稅費改革政策的實施和“中部崛起”的戰略出臺，讓一些精明的農民工對中部地區有了更多的期待，今年就有不少已發家致富的民工提前趕到武漢，進行一番投資考察，尋找商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