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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國機構正是抓住了地方政府渴望資金、不重資源的短視心態，在國企改制中大享其利。

　　“中國是最后一塊尚未瓜分的處女地。”這令所有的跨國機構充滿了興奮感。

　　2004年10月全球規模最大的投資公司凱雷集團董事長康偉廉就懷著這樣的熱望來到中國，康偉廉直言不諱“凱雷在中國的投資未來每年將達到10億美元甚至更高”。這相當于此前2003年整個中國創投的資金總量。康偉廉以其專業的判斷表示，中國有兩個領域最值得關注：一是民營企業；另一個是國企改制領域。而后者被康描述為“3-5年內非常特殊的投資機會。”

　　凱雷并不是個案。新加坡投資、美國華平投資、摩根斯坦利、高盛等外資金融機構都已經先后投入到了這場特殊的“中國盛宴”。據一項業界信息，跨國金融機構目前最關注的改制領域集中于能源、電信、金融、制藥、建材以及汽車零配件等行業。一切跡象表明2004年只是這場盛宴的開始。

　　這些蜂擁而來的跨國機構會給中國帶來什么呢？當我們對這個問題疑惑不解時，或者我們可以先看看南孚電池的案例。南孚并不是惟一的案例，之所以關注南孚是因為它曾經的輝煌和被摧毀的徹底性。

　　2003年南孚電池以近8億產值占據中國電池市場半壁江山，位列世界第五大堿性電池生產商。然而這家在國際產業市場呼風喚雨的企業，在2003年8月份命運陡轉。1999年正值南孚的黃金時期，在南平市政府吸引外資的要求下，南孚數家股東以南孚電池69%的股份出資，與摩根斯坦利、荷蘭國家投資銀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合資組建“中國電池有限公司”，其中外方持股49%，中方持股51%。由于中國電池擁有南孚的絕對控股權，外方股東如果增加2%股份，就可通過中國電池間接控股南孚電池。

　　作為合資的堅決反對者，曾任總經理的丁曦明面對當地政府和大股東的執意而行，根本無能為力，“南孚有充裕的資金，根本就沒有必要合資，這無疑是引狼入室。”這個弱勢經理人曾對媒體這樣說，但是他的擔心并沒有得到握權者的任何關注。

　　事情很快就按照摩根斯坦利的計劃實現了突破。由于中國電池一家中方股東經營不善，陷入巨額虧損，摩根斯坦利成功收購了其持有的中國電池8.25%的股份。隨后摩根斯坦利不惜重金，先后從兩家中方股東手中大量增持中國電池股份。當其擁有南孚電池72%的控股權時，摩根斯坦利迅速改變了原定海外上市的計劃。轉手以1億美元價格將所持中國電池股份全部賣給了南孚的競爭對手——美國吉列公司。之前這家公司進入中國十年來，由于面對南孚的強勁競爭，始終無法在中國打開局面，市場份額不及南孚的10%。

　　但現在所有問題迎刃而解。為了避免和大股東吉列沖突，南孚從增長迅速的海外市場退出，一半生產線完全閑置。當年高呼“民族力量”的中國南孚就這樣被玩完了，而當年力主合資的南平市政府又得到了什么呢？

　　南孚教訓是否會成為其他地方政府操刀改制的前車之鑒？在業界對南孚案例扼腕而痛之時，人們驚聞凱雷投資集團將主導徐工集團改制，業界人士普遍認為，中國工程機械行業的這個明星企業，將再一次重蹈南孚的覆轍。這個年產值逾百億，對上下游產業影響巨大的企業，還將帶來比南孚更令人嘆惜的結果。

　　和君創業咨詢公司總裁李肅呼吁，警惕在地方政府退出過程中，外資機構尤其是金融機構的企圖和目的。頤合財經副總裁王吉舟認為，外資在地方大型國企改制中，之所以不惜巨資收購中國企業，其根本立場在于“以美元換資源”。跨國機構正是抓住了地方政府渴望資金、不重資源的短視心態。而目前在國退民進政策中設定的對外資的股權限制比例，由于是專業機構(跨國公司)與非專業機構(地方政府)對決，地方政府根本沒有能力在操作上加以控制。金融控股者的目的在于以更高差額套現，完全沒有義務負擔中國產業未來，而外資產業巨頭收購后都有很強的目的，要將中國資源性企業變為資產加以利用。

　　經歷了2004年“郎顧公案”等爭論之后，MBO和民企參與國企收購都被烙上了“侵吞國資”的企圖，而目前“中央直屬企業與地方企業交叉持股”案例有限。輿論無形中給地方政府選擇了一條惟一可行的通路——賣給外資巨頭。由此我們是否可以得出一個合乎此邏輯的解釋：與其選擇讓創始人和民企來“侵吞”國資，不如讓外資來“侵吞”？

　　稿件來源：《中國企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