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文濤，祖籍山東，1967年8月21日生于河北石家莊。現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主持人。剛開始主持的常態節目是《相聚鳳凰臺》，后擔任過新聞節目《時事直通車》的主播。文濤參與過的常態節目還有訪談節目《鏘鏘三人行》、欄目劇《老竇一家親》《老竇酒吧》等。較為重大的特別節目有《悼念鄧小平特別報道》《香港回歸60小時直播》《莫斯科中國申奧直播》等。2004年，他在奧運期間主持《奧運連環陣》，受到了廣大網友的熱烈歡迎。

　　對于竇文濤的所有直觀主觀客觀印象，在采訪之前，完全來源于初高中對鳳凰衛視的追捧。雖然那時候看鳳凰更多的是因為那些日韓偶像劇，但平時也會談起他的節目，覺得這個主持人長得不好，說話還磕磕巴巴，但卻不讓人覺得討厭，也總說一些實話———現在看來，正如竇文濤自己所說，他之所以當初可以贏得觀眾的喜愛，除了鳳凰這個良好的平臺，就在于一個“真”上。

　　如今竇文濤基本上已經是一個成熟的，能夠熟練駕馭各種節目的主持人了。從形式上講，他說話已經徹底告別了“磕磕巴巴”；從內容上講，這個人說話現在越來越滴水不漏了，用書面點兒的詞來說就是辯證。

　　在采訪中，他是一個“談話感”好到讓你覺得不真實的訪問對象，你甚至不大能夠在他的話語中聽到太多思考過程的存在，這也許是他做為主持人的優勢所在吧。

　　在上周末上海舉行的“2005中國電視主持人論壇暨年度頒獎盛典”中，他與朱軍、劉儀偉一同獲得了最佳談話節目主持人。從7年前到現在，竇文濤的得獎一方面說明了他的進步，和做為主持人形象在內地的深入人心；一方面也提醒了內地同行：談話類節目不是輕易就可以駕馭的，平時要注意積累，整體水準仍舊有待提高。

　　新年新挑戰

　　《文濤拍案》這個節目需要我盡量說真話，需要我不斷學習

　　新京報：新年伊始，文濤，年過得如何？

　　竇文濤：我家在石家莊，過年就是回家跟父母兄弟在一起。現在人們都說過年越來越沒意思，我覺得我們家過年還是很有氣氛的，而且石家莊現在還允許放鞭炮，典型的北方人家過年的方式，很喜慶。

　　新京報：聽說2005年《文濤拍案》又重新開播了？

　　竇文濤：對，今年的主要精力就是做《文濤拍案》。這個節目是時隔一年重新開播的。

　　背景換成新的了，案子也是新的，就是與時俱進唄。

　　新京報：我聽說《文濤拍案》是一個法制節目？這似乎和你的“脫口秀”風格不太相符。

　　竇文濤：我不認為它是個法制節目，它將不限于法制案件，而會有更多“公案”———就是從我一個平民小百姓的角度，去講述一些社會傳奇故事，比較側重對人的故事或者命運的講述。

　　新京報：和《鏘鏘三人行》相比，《文濤拍案》有什么新挑戰？

　　竇文濤：它需要我不斷地學習。《鏘鏘三人行》特別多的是即興的東西，更多靠我平時的積累；而《文濤拍案》中，會涉及一些非常專業的知識。對于這些我以前沒有知道的興趣，確實很無知。但是現在你要做這個工作，又不愿意讓自己不真誠，就必須花費苦功夫，通過學習，向自己要感受。

　　新京報：不愿意讓自己不真誠———這是節目本身帶給你的難題嗎？

　　竇文濤：這個節目也許形式會變，內容會變，但我想有一個原則沒變，就是盡量說真話吧。有些事兒，不允許說可以不說；但是一旦說了話，還是讓自己盡量真誠一些。當然，連什么是“真”，自己有的時候也糊涂，但是我想有句話叫做“我口說我心”，只有心有所感，才能發而為言。

　　性格帶來壓力

　　我性格有點兒自卑，如果不需要工作，寧可離這個世界遠遠的

　　新京報：剛才說到學習，學習其實是件好事，它能無形中豐富你的生活。

　　竇文濤：沒錯，所以我就老說，工作豐富了生活。因為有了這份工作，在鳳凰這么多年，有時候一回首，也覺得挺有意思。很多歷史大事，你都參與了，很多重大事件，你都認真地看過，認真地了解，還真的是豐富了你的經歷，要不然我可能是個很貧乏的人，而且是無知到可怕。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要照我個人性格，如果不需要工作的話，我連報紙、電視都沒興趣看，完全希望離這個世界遠遠的。我這人有點兒自閉，只關心自己關心的；而我自己關心的，又不是人民大眾關心的(笑)。

　　新京報：這似乎不像一個新聞行業從事者，尤其是節目主持人應該有的性格啊。

　　竇文濤：所以對我來講，做傳媒這行始終有這么一個困難，我不像我們臺很多老師，他們關心天下大事，關心政治經濟，這些領域就是他們生命的一部分。

　　但對我來講，我就覺得我好像就是個演員，你不讓我演這出戲，我就對這個一點兒興趣沒有。但是如果讓我演這出戲，我就得對這個感起興趣來。幸好，我還有一個特異功能，就是進入角色比較快。

　　新京報：那以你所講的自己的這種性格，加上現在觀眾口味越來越高，做電視節目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同行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會不會感覺到壓力？

　　竇文濤：我得想想我現在最大的壓力是什么。我考慮問題有點兒自閉———我們家人天性都這樣。同行的競爭，是決策者，臺長考慮的，這些事情我不大考慮到。不過我的確覺得水漲船高，本臺很多節目主持人，他們做的節目，提高得很快，讓我覺得不如人家。

　　其實我最大的壓力不是來自于“友朋、友臺”，對于周邊的節目，可能我還不如一般觀眾了解得多。我的壓力更多來自自己。我這個人天性有點兒自卑，我總是想我為什么不能做到我想象的那樣好，這是我最沮喪的地方。

　　懼怕“主持人”

　　我覺得做這行有點兒像勞改，逼著自己改造自己

　　新京報：也許是你自己要求太嚴格了。從《相距鳳凰臺》、《鏘鏘三人行》、到《文濤拍案》，你在鳳凰7年時間，主持了好幾檔節目，也是在不斷地開拓著節目類型的。

　　竇文濤：我覺得不能叫“開拓”，準確地說是摸索，或者說嘗試。因為我自己，準確地說，沒有任何嘗試是及格的，或者是成功的。

　　我前兩天還在跟領導講，我這個人基本上是個技術型的人，是一個工匠，我琢磨得更多的則是如何體現一個題材，怎么把事情說生動了，說明白了。而具體的題材選擇，我很需要得到別人的幫助，希望得到來自領導和觀眾的指導。

　　新京報：題材選擇上缺乏主動性，會不會跟你前面談的不讀書不看報有關？

　　竇文濤：(笑)我看書，但我看的書跟當今社會的主旋律風馬云不相及；我關心很多東西，但我關心的東西觀眾并不見得感興趣，那只是我的個人偏好。

　　所以我老是說，如果不是鳳凰的工作，我會變成另一個人。我之所以現在對于社會和周邊的新聞還能夠有一個淺薄的了解，完全是因為我做的這個工作。

　　新京報：能感覺出，你在不斷地修正這種“自閉”的性格。

　　竇文濤：這是因為你作為一個媒體的主持人，必須自覺地接受人民的再教育。就是說你還是本分的，你最大的快樂是希望大家喜歡你的節目。因為有這樣一個動力，就開始逼著自己要改造自己，乃至于改造自己的興趣，你需要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放在大家伙兒感興趣的事情上，而不是個人感興趣的事情。

　　新京報：很矛盾啊！一方面，做主持有悖你的性格，讓你覺得痛苦；而另一方面，你“痛苦”地改變自己，似乎又是為了讓自己得到“最大的快樂”？

　　竇文濤：主持人這個行業……大家都以為我很喜歡這個職業，其實你要問我的話，我覺得我是有點兒懼怕這個職業，我覺得做這行有點兒像勞改。(為什么？)因為它真的是不斷勞動，然后在勞動中發現自己的缺點，然后再改正———有時候自己都覺得煩，自己什么時候才能不犯錯誤？

　　勞動改造之路是走不完的，但是可能幾年之后你再回頭一看，你的人，早已經改變。你與八年前已經不一樣了。

　　不覺得自己成功

　　這么多年下來，我的工作敗多勝少，希望新年能做一個樂觀的人

　　新京報：但你不能否認你是一個目前比較成功的，老百姓喜歡的談話類節目主持人，并且積累了相當的經驗。

　　竇文濤：不是說我做好了，“成功”了———這個問題的前提我不承認。

　　我是一個失敗感很重的人，我整天生活在焦急跟不滿中，覺得自己很笨，不夠聰明。

　　這么多年下來，我的工作真是敗多勝少，做的節目大多數都不大好。

　　電視主持人不像寫小說、拍電影，可以自己閉門修改。

　　電視主持人的播出壓力讓你沒辦法“藏拙”，有的時候我想起當年自己做的節目也會臉紅。這么多年，老觀眾能看出這樣變化。多少次出丑、犯錯、跌跌撞撞，你都不能藏拙。

　　我其實也臉皮兒薄啊，也不希望把自己的缺點暴露給大家，但是沒辦法，你這個人到底是個什么“貨色”，已經歷歷在目地呈現在觀眾面前。

　　于是乎，我與觀眾就是這么多年，一路共生，掙扎到今天。這種互動，這種觀眾與主持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非常有意思的顛沛流離的緣分。所以我是一個什么人，“成不成功”，這不是一個靜態的結論，而是一個過程。(就是在節目中不斷成長？)希望自己是往正確的方向成長，但也曾經經常誤入迷途。

　　新京報：最后一個問題，2005你的最大心愿是什么？

　　竇文濤：我們家的人，有個心理上的缺點———容易心重。

　　我新年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能夠成為一個樂觀的人，一個沒心沒肺的人，或者文雅點兒說是成為一個寵辱不驚的人。只有一個寵辱不驚的人，一個樂觀的人，一個什么打擊都不能改變的人才有可能正視自己。

　　來源：新京報 作者：雷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