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3·15，在我們關注城市里手機、商品房的消費者時，是否注意到了，“有毒奶粉”是在農村被發現的，“黑心棉”多數也穿在農民的身上。在農村，大量的偽劣商品，甚至是有毒有害的商品仍堂而皇之地被兜售、被購買。3·15國際消費者日，我們更應該把關注的目光，把援助的雙手給他們，給那些被欺騙、被傷害卻維權艱難的農民。

　　回訪阜陽“大頭娃娃”

　　一年前，曾泛濫安徽阜陽農村市場的劣質嬰兒奶粉，曾使200多名嬰兒營養不良。頭大，嘴小，浮腫，低燒，有毒奶粉造就的這些“大頭娃娃”震動了全社會。之后，國家工商總局公布了54家劣質奶粉生產企業，涉及11個省的49家劣質奶粉生產企業。97名政府相關責任人受到處理，31人被逮捕。

　　今年3·15前夕，本報記者再赴阜陽，走進“大頭娃娃”的發生地。

　　“孩子現在消炎藥打多了，就會拉肚子”

　　3月12日上午，安徽阜陽。一夜風雪過后，太陽一出來，雪就變成了水。

　　開車的當地司機康健冷不丁對記者冒出一句：“這哪是下雪，分明是‘大頭娃娃’母親的淚呀！”“大頭娃娃”小強的家，在三堂鎮的田邊上，離阜陽市太和縣城還有50多公里。康健猛踩油門，車子在坑坑洼洼的鄉間公路上顛簸著，一路冒著黑煙。“到了！”康健用手一指。小強的媽媽桂梅(化名)抱著小強，正站在村口。“小強總算活過來了。”桂梅一坐下來，就開始抹眼淚，“孩子現在的肝功能不好。還經常爛嘴、口腔潰瘍、發熱。消炎藥打多了，就會拉肚子。大夫說是菌群失調，醫學上的話，我們也不懂。”

　　桂梅將小強的棉衣袖挽起，小強的小手露了出來。“他的手指不能完全彎曲，像雞爪子一樣。夏天，孩子的身上會起小水泡，一碰，水泡就破。”

　　小強是2003年8月6日生的，桂梅摸著小強的頭說：“去年的毒奶粉事件發生后，在處理問題上，有些部門是屬青蛙的，你捅一下，就動一下。告了這么長時間了，案子還沒有判下來，我們還沒有拿到一分錢賠償。”

　　但讓桂梅欣慰的是，將賣毒奶粉的經銷商和小店店主告上法院以后，衛生部門開始給孩子送來奶粉、亞麻油、小兒氨基酸等保健食品，連縣醫院的兒科主任和保健醫生也來了。“那時候，我以為小強活不過來了。2003年11月8日，就一天，小強在醫院里搶救了6次。孩子的爺爺說算了，抱回去吧。小強爸爸緊握著拳頭說，治吧，有一口氣也要給孩子治好！”

　　小強在生死線上的掙扎讓這對年輕父母心如刀割，而讓這個貧困家庭感到雪上加霜的，還有“錢嘩嘩地就出去了”。小強最多一天光輸血就花了1600多元。“你們想到過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嗎？”記者問。“告狀？談何容易！告了一年了，我們還是沒拿到一分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農村人就想過平靜的生活，也許是農村老百姓法律意識差吧。也許等到判的那一天，人家財產早轉移了。”“孩子的爸爸高政為維權，在法院開庭時，還遭到了被告家屬特別是那些賣奶粉的人圍攻。現在還沒拿到一分錢，告來告去，又能怎樣？許多老百姓壓根兒就不知道3·15是什么意思。”“村里的干部不宣傳3·15嗎？”“以前只是在城里見到過宣傳車，自從阜陽‘大頭娃娃’事件發生以后，這樣的宣傳車在村里也能見到了。”

　　桂梅說，如今，三堂鎮的老百姓可以放心地買嬰兒奶粉了。但即使如此，桂梅也從來不給8歲的女兒楠楠零花錢，怕孩子在路邊的小店買東西吃，“誰能保證小店里的食品，就一定安全呢？”

　　娃兒至今就只會叫一個“媽”字

　　“大頭娃娃”悅悅的家，在阜陽市太和縣桑營鎮宋寨村西隊。3月13日，午后的陽光斜照在這個空蕩蕩的農家小院。

　　這是一個用土坯墻圍成的院子，正房也是用土坯砌成。院子中最值錢的，就是一臺價值2000多元的帶犁拖拉機機頭。屋里最值錢的，是一臺老式的上海縫紉機。

　　悅悅家沒有電視。

　　悅悅生于2003年11月，生下來以后，由于母親王秀麗沒有母乳，就一直給孩子喂奶粉。悅悅的爸爸宋振福每次到當地的集鎮上，就買回幾袋，但沒有想到這會是毒奶粉。

　　27歲的王秀麗取出一塊餅干放進悅悅的嘴里，眼圈一紅：“孩子已經會走路了，到現在只會叫一個‘媽’字，其他就不會了！”

　　直到現在，王秀麗仍保存著兩袋孩子沒有吃完的劣質奶粉。記者看到一袋是“貝佳利”嬰兒奶粉，另一袋是“陽光貝貝”嬰幼兒奶粉。其中，“陽光貝貝”嬰幼兒奶粉的說明書上寫著：優質純鮮牛奶制造，內含鐵、鋅、鈣、胡蘿卜素……適用1歲～3歲的嬰幼兒。

　　王秀麗又從屋里拿出一只蛇皮口袋，口袋里裝滿了喝完的嬰兒奶粉袋。“有五六十袋吧，悅悅吃了半年多了。”

　　王秀麗全家6口人，種了6畝地，主要是小麥、玉米。小麥留著吃，大豆賣了以后買肥料。家中的3個男勞力春節過后，都已外出打工。悅悅的爺爺已年過60歲，也加入到“打工潮”的隊伍中去了。“沒辦法，孩子以后還要治療。”王秀麗嘆了一口氣。在悅悅住院的日子里，孩子的頭上扎針，疼在娘的心上。一旁的鄰居大嫂插話：“秀麗那段日子成天哭，整個人瘦了兩圈。”

　　王秀麗說，悅悅成了“大頭娃娃”以后，到醫院看病，記者在時，醫院給免費治療，記者走了就不免費了。直到如今，悅悅的手指頭和腳趾頭還是伸不直。

　　后來，縣里和鎮上都有人來過王秀麗家，“但他們不是來看孩子的，主要是想讓我們不要再往上告了。”

　　悅悅現在已很少吃奶粉，在母親的眼中，名牌奶粉太貴，一袋將近20元。悅悅平時就是吃幾個雞蛋，一點餅干。王秀麗家吃飯很少動葷，一個月也難得買一兩次豬肉。悅悅也沒有玩具玩。“和城里的孩子不能比，咱也比不起。”提起城里的孩子，王秀麗臉上一臉神往。

　　“和同齡的孩子比起來，悅悅反應還是不靈活。”母親開始用手擦淚，“悅悅爸說要不將來再生一個，但我們現在連養這一個孩子都很困難，哪敢想再生第二個。”

　　阜陽毒奶粉舉報第一人高政：農村是偽劣商品的重災區

　　本報阜陽3月14日電(記者何春中)又一個3·15來臨，阜陽毒奶粉舉報第一人、“2004年度十大法治人物”高政今天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現在，國家對食品安全極為重視，但農村仍然是偽劣食品，乃至偽劣商品的重災區。保護農村消費者，還是要加強宣傳。沒有媒體的宣傳，我就是站在大街上喊也沒用。”

　　今年31歲的高政，是安徽省阜陽市太和縣三堂鎮農民。這位僅有高中文化的農民，在2004年以一己之力與毒奶粉進行了不懈抗爭。阜陽毒奶粉事件最終引來了國務院調查組。隨后，一場席卷全國的奶粉市場清查整頓全面展開。

　　高政的女兒高若楠8歲，上小學二年級。楠楠在作文中寫道：“爸爸用自己的行動救了弟弟，也救了全中國無數孩子。”這個作文如今被貼在學校的宣傳欄里。

　　為了舉報阜陽毒奶粉和打官司，高政已負債幾萬元。去年6月23日法院立案，判決至今沒有下來。

　　記者從阜陽有關方面了解到，在阜陽毒奶粉事件中，有200多名孩子因毒奶粉受害，但只有10多戶家庭把制造、銷售毒奶粉的不法分子告上法庭。“我感到非常痛心，但這也是現狀。不是農民不想告，但證據、打官司的費用很難辦。農民進城一趟費用也得花幾十元呀！”高政說，“這些受害的家庭還遇到了一些外在的壓力，有人甚至跑到毒奶粉受害者的家里，不讓把事情再往上捅。”

　　高政說，通過正當的法律途徑討回公道，這是他一直堅持在做的。不管將來法院的判賠數額是多少，他都能接受，為的就是讓毒奶粉事件今后不要在農村發生。

　　高政坦言，自己的壓力很大。他在舉報阜陽毒奶粉后，社會上有很多奶粉企業想利用他當形象代言人做廣告。有的還想用高薪常年聘請高政，都被他謝絕了。

　　今年年初，高政只身一人到上海打工。在公司老板的支持下，3月15日，“高政特色維權窗口”網站將在上海開通。

　　政協委員：立法就能保證食品安全嗎？

　　全國兩會召開期間，國內個別地方發現了含有蘇丹紅(一號)的食品，再度引起人們對食品安全問題的熱切關注。因為阜陽奶粉、重慶有毒火鍋調料等去年以來頻頻曝光的諸多食品安全案件還恍若昨天。

　　記者注意到，無論在政協，還是在人大，食品安全的話題始終是代表們熱議的焦點。而且，代表和委員們在發言或提交提案的最后，大都傾向于通過立法來為食品安全構筑防線。但是記者注意到，從政協委員們所提到的食品市場的管理混亂來看，即便有法也并不必然能保證讓老百姓從此可以享用放心食品。

　　丁廣治委員說：“一段時間來，給群眾的印象是假冒偽劣食品充斥市場，惡性案件屢被曝光，阜陽劣質奶粉、金華毒火腿、鎮江假醋、無處不在的各種假酒等無一不在提示人們食品安全問題的嚴重性，已到了不能不重視、不能不嚴管的地步了。一些人的見利忘義、缺乏公德與良知是造成食品做假的主要原因，但其在市場的流通、銷售得以進行，與我們一些職能部門的責任心不強、重視不夠、監察不力、識假能力不強、信息不靈、多頭負責、互相扯皮等不無關系。”

　　陳守義委員說，食品藥品放心工程和食品安全專項整治活動的實施，也進一步暴露了我國食品安全管理體制方面所存在的問題。他說的“問題”包括：地方各級藥品監督管理局在組織實施上有較大困難———到目前為止，除省一級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已經成立外，地市和縣級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機構還沒成立。由于缺乏法律授權和職責界定，各部門共同參與食品管理工作，從表面上看有助于發揮主管部門和相關部門的職能，力量龐大、聲勢浩大，但是掩蓋了多頭監管、職責不清、衛生監管力量薄弱等問題。一旦出現問題又相互推諉，無法追究相關部門的法律責任。

　　楊利霞委員對法律的信心則不強：“食品安全的有關法律法規已發布不少，并逐步完善，但只寫在紙上，傳達在嘴上，應付上面布置或檢查時抓一抓，加強一下，過后又恢復原狀。執法不嚴，違法不糾或糾而不嚴，再好的政策也是一紙空文。這必然導致食品市場監管不力，不安全事件屢屢發生。”(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何春中 萬興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