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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反貪題材的電視劇，凡是廳長、局長出問題，后面大都有民營企業家送錢、送情人，給觀眾造成一種民營企業家都是這樣的印象。他們不但跟‘貪’聯在一起，而且跟‘黑’聯在一起，有的民營企業家后面還有自己的打手。這種形象不能代表民營企業家的總體形象。”2004年，在一次政協會議上，經濟學家厲以寧談到了民營企業家的影視形象。

　　哪種形象能夠代表當前企業家們的總體形象呢？作為個體，他們個個鮮活，而作為群體，由于所處行業、人生經歷等等差異，他們已經是一個充分多元化的階層，簡單的素描已難顯其本色。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是一群做大事的人(就其結果而言，分大善和大惡兩種)。而且，這是一群在各方面不斷進步的人(速度應該說驚人)，包括經營管理企業的能力、人生追求、生活品位(當然其間有反復，這符合人類社會螺旋上升的發展規律)。

　　他們由簡單變得復雜起來，由粗糙變得精細起來，由“農民企業家”變成了活躍于國際商場的大商人，開始了明星化的進程，他們也就漸漸從人民群眾中脫離出來——財富改變人們生命的狀態和活動的方式(簡稱生活方式)。

　　對這一變化的回顧是有趣的，如同看一個野孩子如何習慣了穿整齊衣服，由內衣而外衣，由汗衫而西裝。這一回顧也是必要的，既然是從群眾中來，仍然要回到群眾中去——吃水不忘挖井人，企業家有義務帶動這個社會共同進步。

　　與“個體戶”分手

　　1979年，一個叫喬光樸的企業家出現在中國人面前——作家蔣子龍塑造的一個站在改革潮頭挽國營企業于既倒的人物。他說：“日本日立公司電機廠，五千五百人，年產一千百萬千瓦：咱們廠，八千九百人，年產一百二十萬千瓦。說明什么？要求我們干什么？”喬廠長面臨的難題很快就現實地擺在了褚時健、張瑞敏、鄭俊懷、汪海等人的面前。如你所知，那時的他們懷著“把企業生產盡快搞上去”的樸實愿望，身影經常出現在車間里。

　　當時與國營企業相對的不是民營企業，而是個體戶——活躍于剛剛開放的商品流通領域的商人們。“過去中國老百姓講起百萬富翁，講起大款，一定會想到這是個體戶，有的是靠倒買倒賣，甚至于靠鉆我們國家法制不健全的空子以后發起財來的。”1998年，王選在透露方正將造就“100個百萬富翁”時這么說。

　　盡管確實有很多的刑滿釋放人員加入到個體戶的隊伍中，但群眾無疑夸大了這一比例，從而增加了社會對這一隊伍財富積累速度的蔑視。事實上，后來的許多企業家是在那種蔑視下完成了自己的資本積累。“那時候誰瞧得起我們呀？”說起當年，杰克縫紉機公司董事長阮積祥幾乎在控訴。他只身一人從浙江臺州跑到東北大興安嶺去補鞋，每天挑著擔子往返于各大林場，冒著掉進沼澤地的危險——環境雖然險惡但是沒有競爭。1985年，通過補鞋，阮積祥一個月能掙到1500元，可是心情不太好——這個日后曾一度言必稱比爾·蓋茨的補鞋匠尚不敢大聲說出自己要做實業的夢想。差不多同時，在某鋼鐵公司上班的小伙子張鋼扔下鐵飯碗站到了自由市場賣衣服的行列中：“我喜歡做生意。”在以后相當長的時間里，他也不會知道自己將締造中國飲食業的奇跡——小肥羊帝國。

　　當那些國營企業的改革英雄們被熱捧時，個體戶們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它們同時來自商業風險和社會評價。“不好好學習？長大去當個體戶吧。”這種類似咒語一般的家長語錄想來大家并不陌生。但是先富起來的事實又讓個體戶們心存安慰——沒有正式工作，沒有知識，但是有錢。在電影《本命年》(1989)里，個體戶李慧泉(很不巧，他是一名刑滿釋放人員)通過倒賣服裝掙了錢，他開始涉足那些看不起他的人去不起的地方：歌廳、咖啡屋。可以想見，他邁入那些場所的瞬間產生了巨大的快感：我把多少人扔在了門外！

　　隨著生產資料領域的放開，個體戶們販賣的產品從服裝、食品迅速升級為鋼材、水泥。那些在價格雙軌制內來去自如的人掙到了讓他們自己都咋舌的錢。真正的暴富帶來的是更為狂暴的消費：他們活躍在雨后春筍般出現的歌舞廳、夜總會中，一擲千金地“炒酒”、給歌手小費，甚至會由斗富變為斗毆。他們并不是企業家，但是和正在創業的企業家一道被混稱為“有錢人”，并為企業家們贏得了罵名。

　　所幸，阮積祥、張鋼們并未被不斷增加的金錢淹沒。他們懷著自己的商業夢想，爭取著從“有錢人”中脫穎而出的機會。與此同時，鄉鎮企業蓬勃興起，“農民企業家”開始涌現——很大程度上，他們的集體稱謂在社會上成為了貶義詞：膽兒大，粗魯，沒有文化。大浪淘沙，現在影響中國經濟的大公司，有多少是拜“農民企業家”所賜自不待言。他們身著掛著商標的西裝，腳登旅游鞋，卻一點兒也不妨礙他們前進的速度。傳化集團的創始人徐傳化至今的生活依然保持著農民的某些特點，而在蘇增福(蘇泊爾集團創始人)、盧楚其(萬和集團創始人)等“農民企業家”身上，你已看不出這個名稱還有什么合理性——作為新中國第一代企業家，從田間走出，他們的進步絕對不能說慢。

　　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掀起了又一輪大規模的造富運動：海南成為淘金圣地，黃巧靈(宋城集團董事長)、戴志康(上海證大集團董事長)、吳一堅(金花集團董事長)等眾多人從這里帶走了他們創業的資本。

　　不能夠要求資本積累期的企業家們有多么高的品位。蘇泊爾公司董事長蘇顯澤談起他的父親時很動情：“我對他們充滿敬意。他們的生存環境比我們差了不知多少倍，但是他們做得那么好。”事實上，正如茨威格所說，民眾對于他們生活的時代大多是懵懂無知的。當他們還沒有調整過來對先富起來的人們的態度時，社會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這群人正在從混亂中努力掙扎出來向主流階層邁進(盡管步伐可能難看)，并且終將會成為社會潮流的引領者。

　　1983年，一個叫王石的人來到深圳，5年后成為深圳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再10年，他成了“企業家明星化”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