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會不會加息？人民幣匯率會不會升值？下一步將怎樣調控房價？案件會不會影響國有銀行改革……就金融熱點問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接受人民日報專訪

　　一問：

　　對去年金融調控的評價

　　2003年的貨幣供應量偏高，2004年就偏緊一些。兩年平均下來，貨幣供應量的增幅和前5年接近

　　記者：說起2004年的金融調控，我們在聽到一片喝彩聲的同時，也聽到了這樣一種聲音：央行確實把住了貨幣信貸“閘門”，但這個“閘門”把得過頭了，貨幣供應量偏緊。對此，您怎么看？還有一種聲音說，去年，在信貸投放上也存在著“一刀切”現象，導致一些企業資金吃緊。對此，您又怎么看？

　　周小川：貨幣投放與經濟景氣程度之間是有時滯的，也就是說，貨幣供應量是否合適，不是馬上在經濟中反映出來。應當說，2003年的貨幣供應量是偏高的，但造成這種狀況有當時的特殊背景。新一屆中央政府是2003年3月產生的，隨后發生了伊拉克戰爭、非典疫情。在本應該適當收緊貨幣供應的時候，由于增加了這些不確定因素，需要我們冷靜觀察、防范負面沖擊。抗擊非典初見成效后，開始出臺了一些調控措施，但力度不是太大，因為當時全社會都希望把非典造成的損失奪回來。在這樣的背景下，2003年的貨幣供應量是偏高的，并且到2004年還有滯后效應。2004年，貨幣供應就收得稍緊了一些。如果把兩年的貨幣供應量做一個指數化平均，我們會發現，廣義貨幣供應量M2(注：2為下標)年平均增長17%，狹義貨幣供應量M1(注：1為下標)年平均增長16.3%，與此前5年15%左右的貨幣增長水平比較接近，還略微高一些。整個經濟在某一時點上貨幣供應量是否合適，要有時滯的考慮，還可參考貨幣市場的利率水平。

　　應該看到，在貨幣供應總量大體適度的情況下，結構方面存在某些問題有一定的必然性。在金融運行中，我們要求業界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方針，特別是注重改善對小企業的信貸服務。但同時也要看到，市場在變化，企業的需求也在不斷變化。中央銀行一方面要加強和改善信貸政策的窗口指導，另一方面，也要通過促進商業銀行自身改革，使商業銀行增強滿足市場合理金融服務需求的活力，來更好地解決結構問題。

　　另外，目前一些地方和企業反映的資金緊張特別是流動資金緊張問題，與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和庫存過大密切相關。一些企業舍不得壓縮投資項目，于是擠壓流動資金而維持項目建設。再有，一部分企業庫存增加也大量占壓了流動資金，央行監測的5000戶企業的原材料庫存大約增加了37.3%，比2003年末高出25個百分點。

　　二問：

　　今年金融調控的打算

　　今年要平穩處理須退出市場的金融機構的各類事項，保持整體金融系統的穩定

　　記者：2005年，央行將繼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里的“穩健”是什么含義？2005年將要注意哪些問題，相信您已經了然在胸，能否作一些介紹？

　　周小川：這里的“穩健”，簡單說，就是要注意防止通貨膨脹和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當前，我國物價上漲壓力還沒有根本緩解。水、電、燃料和城市交通等公共服務品價格可能推動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升；生產資料價格持續高位運行，對CPI的滯后傳導效應將逐步顯現；國際油價和一些重要原材料價格居高不下，將影響國內價格；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需求增長也將對CPI產生一些拉動。這些情況都值得我們密切關注。

　　為落實穩健的貨幣政策，今年的金融調控要注意五條：第一，切實提高對經濟金融運行趨勢判斷的預見性；第二，進一步完善間接調控機制，靈活運用有關貨幣政策工具及其組合，保持貨幣信貸平穩合理增長；第三，引導金融機構著力優化信貸結構，發揮好價格手段在促進總量平衡和結構調整中的作用；第四，密切監測對外經濟金融形勢變化，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第五，平穩處理須退出市場的金融機構的各類事項，保持整體金融系統的穩定。

　　三問：

　　今年會不會加息

　　還不能說現在已經進入了“加息周期”。利率政策并不是說一定要保證在任何時候存款利率都是正利率

　　記者：您剛才提到了價格手段。令人記憶猶新的是，2004年10月29日，央行宣布加息，引起了全世界的矚目。不少人預測，中國從此進入了持續、小幅加息的“加息周期”。請問，今年您還會發布像去年那樣令全球矚目的消息嗎？目前，由于物價上漲幅度似乎超過了存款利率水平，加上利息稅的存在，存款的實際利率似為負數，您是否會消除“負利率”現象呢？

　　周小川：中國經濟正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還不會像成熟的市場經濟那樣表現出明顯的經濟周期性。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由于經濟的周期性比較明顯，所以其利率調整也體現出周期性特點，一個階段是加息，一個階段是減息。中國的經濟周期性還不那么穩定，因此從利率的角度，我們還不能說現在已經進入了某個周期。中央銀行將密切監測經濟金融形勢變化，及時分析國民經濟狀況、物價水平等宏觀經濟指標，由此來決定下一步加息與否的問題。

　　說到“負利率”問題，大家應當認識到，利率政策并不是說一定要保證在任何時候存款利率都是正的實際利率，它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

　　第一，我國的CPI環比漲幅有很明顯的季節性，可能一個月份CPI環比比較高，而另一個月份就不那么高；而CPI同比則與去年同期數是否有異常因素有關；因此不能完全用某一個時點的CPI漲幅來衡量實際利率水平是否合適。衡量實際利率水平是不是合適，還要建立在分析、判斷和預測的基礎上。

　　第二，我國的儲蓄率非常高，儲蓄被大量地用于投資，而投資又有些局部過熱，所以今年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也講了，要擴大消費，通過消費來拉動內需。而如果存款利率水平很有吸引力，這與擴大消費需求也是有一定矛盾的。

　　第三，儲蓄轉化為投資，應當是通過多種渠道實現的。有通過銀行的存貸款系統實現的，有通過資本市場實現的，還有通過直接投資實現的。從總體上看，現在太多的社會資金集中走銀行系統，較少的錢走資本市場，直接投資也偏少，所以我國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或者說債務股本比例偏高。因此，我們也還要考慮讓一部分社會資金去選擇銀行系統之外的其它投資渠道。

　　綜上所述，存款利率政策并不是以實際利率是否為正為單一目標的。確定合理的利率水平，要綜合考慮各種經濟因素。

　　四問：

　　為什么要調整房貸政策

　　消費者不能認為不管未來房價走勢如何、物價走勢如何，房貸利率總應是低利率。商業銀行也不能對目前的房貸業務狀況過于樂觀

　　記者：央行已在3月16日宣布，調整個人住房信貸政策：不再對房貸實行優惠利率；房價上漲過快城市，最低首付款比例可提高到30%。社會對此反響強烈，也有不同的看法。請問央行出臺這項政策是基于什么樣的考慮？

　　周小川：房地產價格上升偏快，如不加以調控是有風險的，對未來要購房、租房的廣大居民也將有損害。同時，房價涉及多項政策，是難以用一種政策來單獨調控的。貨幣政策是一種總量政策，不可能將各方利益都平衡到最好的位置上，總是有得有失、有利有弊的。

　　央行出臺這項政策，首先是為了引導消費者對未來的資金價格產生一個合理的預期。現行個人住房貸款是一種中長期貸款，其利率是按年度調整的浮動利率，是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而變化的，不是固定不變的。不能認為不管未來房價走勢如何、物價走勢如何，房貸利率總應是低利率。過去，我們把個人住房貸款利率叫“優惠利率”，這個詞容易給人一個誤解，就是不管經濟形勢怎么變化，房貸利率總是“優惠”的。可以觀察到，有些人對未來風險的判斷有所不足，比如，其房價與收入之比是偏高的，也就是說還貸負擔重、時間長；還有一些消費者買的房子面積比較大、檔次比較高，投入比較大。這些，都需要消費者對未來利率變化可能產生的支出負擔和風險有所認識、考慮。房貸利率的微調是對消費者的一個風險提示。

　　更重要的是對銀行的提示。我國的房改是上個世紀末啟動，并在近年基本完成的。房貸對很多銀行來說都是新業務，與傳統的貸款相比，它是一個好的成分，所以銀行發展這項業務的積極性很高。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國的房貸業務沒有經過兩方面的考驗：一是業務開展時間的考驗，我國的房貸業務開展沒幾年，所積累的數據尚不足以看出中長期的違約率水平；二是經濟周期的考驗，現在經濟處于興旺周期，但市場經濟是有景氣變化的，當經濟進入下行調整期時，很可能違約率就會上升。因此，不能對目前房貸業務的狀況過于樂觀，甚至放松貸款審查和管理。央行調整房貸政策，為的是提醒商業銀行要增強風險意識，要在深入研究和估計存款成本、費用成本、中長期違約率等基礎上，拿出自己發展房貸業務的判斷來。

　　此外，目前全國的房地產價格很不平衡。大多數城市的房價在上升，其中有一些城市上升偏快，還有一些城市上升過快，無法用一個全國統一的政策來調控。所以，這次房貸利率調整，體現了“區別對待”、不搞“一刀切”的原則，賦予商業銀行、各地銀行公會自行定價的靈活性。我們鼓勵商業銀行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結合央行的“窗口指導”、銀行公會的自律機制和監管部門的風險監管等，來決定是否需要對當地房貸的最低首付款比例進行調節。

　　五問：

　　下一步將怎樣調控房價

　　下一步，如果基準利率有必要進行調整，其調控作用也同樣作用于房地產價格

　　記者：那么，下一步，央行會不會出臺新政策來防止房價的進一步上漲？

　　周小川：從國際上的經驗來看，主要還是依靠基準利率政策(各國名稱不盡一致)來對房地產價格產生影響。但在本次房貸政策調整之后，除了公積金貸款仍體現大致等量的利率優惠外，商業性房貸利率和同期貸款利率已經一致。下一步，如果基準利率有必要進行調整，其調控作用也同樣作用于房地產價格。

　　利率政策針對的目標比較多，包括經濟增長、就業、消費品和生產者價格、資產價格等，房地產價格只是資產價格的一部分。如果其中的大多數指標都有一致的動向，我們當然會通過利率政策來調控。但有時這些指標顯示出一種矛盾的狀態，有的指標往上，有的指標往下，究竟以哪個指標為主來判斷形勢和運用利率政策，還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六問：

　　案件會不會影響國有銀行改革

　　雖然發生了一些案件，但對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總體進程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記者：對于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有這么一個比喻：財務重組方面的進展被比作“物理變化”，公司治理方面的進展被比作“化學變化”。中行、建行股份制改革以來，已經發生了一些案件，有人說，這意味著改革并沒有使其產生“化學變化”。對此，您有何評論？這些案件對中行建行的上市、工行農行的股改會不會產生影響？

　　周小川：如果按照你說的比喻來看，中行、建行的“化學變化”應該說已經產生了。一是兩家銀行已經建立并逐步改進了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基本框架；二是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的力度不斷加大；三是改革了人事制度和激勵機制；四是已在改善信貸文化；五是開始尊重股東利益。

　　總的來看，現在兩家銀行在公司治理等諸多方面是明顯向好的方向發展，但這并不意味著過去不好的東西就全部消除了，隨著改革的深化，它還會有所暴露。但是，大家應該有一個量的概念，也就是說那些不好的東西是比以前多了還是少了，這應該能夠看得出來。財務重組在一個較短的階段就能完成，但公司治理等的進展需要花費比較長的時間，是伴隨改革不斷完善的過程，現在起步了但不可能立刻達到最佳狀態。拿不良資產來說，商業銀行面對多項風險業務，會產生一些不良資產是正常的，關鍵是看新增的數量有多大，是不是當年合理的撥備所能覆蓋的。如果覆蓋不了甚至侵蝕資本，就說明是不健康的。從這個角度來看，要對新產生的不良貸款和案件有個量的判斷。

　　談到案件的影響，我想大家在每一個案件發生后，都會認真思考和吸取它的經驗教訓，以便以后做得更好。我認為，雖然發生了一些案件，但對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總體進程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的每一項內容都是本著注重實效、一步一個腳印的原則來進行的。一方面，吸取案件教訓，會使改革向前走得更好；另一方面，案件本身也說明舊的體制、機制的東西還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因此，也只有繼續加大改革力度才能使國有商業銀行的明天更好。

　　七問：

　　四家國有銀行今后將怎樣改革

　　中行和建行已基本達到了資本市場的主要標準。工行和農行的改革也必然要向前推進

　　記者：您在今年“兩會”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中行和建行上市不會太遠了，能否解釋一下這個“不會太遠”的含義？工行和農行的改革有沒有時間表？

　　周小川：中行和建行何時何地上市，取決于其董事會的決定，也取決于資本市場是否有合適的窗口，以及其財務顧問、主承銷商、會計師事務所提出的意見。我說中行和建行上市不會太遠了，是從資本市場的主要標準來看，兩家銀行已經基本達到了。

　　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的改革也必然要向前推進。目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已向國務院上報了工行財務重組的總體方案，將按照國務院的部署，擇機全面啟動工行的股份制改革。中國農業銀行要加強內控與風險管理，努力提高經濟效益和資產質量，為股份制改革創造內部條件。

　　八問：

　　對今后的利率市場化改革有何設想

　　近一個時期的利率市場化目標已經基本實現，暫時不會有更多動作。下限管理和上限管理會維持相當長一段時間

　　記者：利率市場化改革也是去年金融改革的“重頭戲”。前不久，央行還專門發布了一個關于利率市場化的報告，很是引人注目。那么，對今后的利率市場化改革，您有何設想？

　　周小川：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建立健全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利率形成機制，中央銀行通過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引導市場利率。近年來，央行一直致力于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尤其在2004年，利率市場化邁出了重要的兩大步：1月1日，再次擴大了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區間；10月29日，放開了商業銀行貸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的下限。這樣一來，對利率的約束只剩下對人民幣貸款利率設有下限和對人民幣存款利率設有上限這兩項了。

　　這兩大步邁出之后，可以說從制度方面來看，近期的利率市場化目標已經基本實現，暫時不會有更多的動作了。當然，制度方面的市場化改革是一回事，商業銀行在判斷價格、自主決定價格能力方面，還要有一個鍛煉成長的過程。

　　對貸款利率的下限和存款利率的上限，還會維持相當長一段時間才有條件考慮解除，因為它跟市場競爭秩序、利差的幅度等多種因素有關。在一些銀行的財務約束、資本約束還不強的情況下，一旦解除這兩個限制，有可能導致不正當競爭。

　　九問：

　　人民幣會不會升值，何時升值

　　中國的匯率政策主要考慮本國的因素，而不是個別國家的貿易狀況。未來的任務主要是要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而不是簡單地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

　　記者：近一個時期以來，國際上有這樣一種聲音，認為人民幣匯率應當升值，以減少一些發達國家的巨額貿易逆差，緩解全球經濟失衡。一些境外資金也流入境內，把寶押在人民幣升值上。請問人民幣匯率究竟會不會升值？何時升值？

　　周小川：我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主要考慮本國的對外經濟、國際收支平衡等方面因素，而不是個別國家的貿易逆差或者順差。

　　從我國的國際收支平衡情況來看，我們有一點經常項目順差，不算很大。同時，我們也需要對人民幣匯率機制進行改革，不斷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使我國在中長期更好地適應對外開放的新形勢，保持金融穩定。

　　我們將積極穩妥、有計劃分步驟地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并選擇合適的時機出臺。當然，由于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變得比以前大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們會考慮這項改革對地區和全球經濟的影響。

　　從我國目前的國際收支平衡情況來看，未來的任務主要是要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而不是簡單地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

　　十問：

　　什么是金融生態

　　“金融生態”主要是強調金融運行的外部環境，金融生態的改善是個綜合、漸進的過程

　　記者：去年以來，您在不同場合多次談到“金融生態”，讓人耳目一新。這個全新的概念究竟有何含義？

　　周小川：“金融生態”是一個比喻，它指的主要不是金融機構的內部運作，而是金融運行的外部環境，也就是金融運行的一些基礎條件。這個概念不是我先用的，是別人先創建而我跟進的。

　　首先，法律制度環境是金融生態的主要構成要素，比如法規能否很好地保護投資者、存款者的權益，會計準則是否足夠高，《破產法》是否完善，是否有利于建立和維護良好的金融秩序等。

　　其次，還包括市場體系的完善程度，其中涉及中介服務體系的完善程度。因為很多中介服務業務，不是金融機構自身的職能。像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評級機構等中介機構在金融服務中非常重要，如果這些方面薄弱，就會使金融運行存在漏洞，也不利于建立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

　　另外，由于銀行不良貸款的產生程度跟貸款客戶的資信密切相關，因此，企業改革也是改善金融生態的重要方面。企業改革如果不到位，其產生財務問題的可能性就會高于成熟市場經濟中的企業，這樣一來，銀行的不良貸款比例也會比成熟市場經濟中的銀行要高。

　　大家知道，生態是一個系統的概念，因此改善金融生態也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是要建立良好的法律和執法體系，在法律體系中，《破產法》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涉及到貸款人能否運用最后手段，使破產起訴成為制約借款人的最終底線；二是要加快企業客戶包括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三是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加快信用數據的積累；四是要提高會計、審計和信息披露等標準；五是要提升中介機構的專業化服務水平；等等。

　　改善金融生態也好比你前面講的“化學變化”，不過不是金融機構內部的“化學變化”，而是內部和外部混合的“化學變化”。這一“化學變化”發生得不會非常快，是要通過較長時間的努力來實現的。

　　(來源：《人民日報》；作者：田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