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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經濟學家具有學理上的優越感，他們認為，自己主張的背后是自現代經濟學在亞當·斯密那里誕生以來所形成的豐厚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傳統；非主流經濟學家則具有某種道德上的優越感，他們認為，自己站在大眾一邊

　　過去十多年來，經濟學是中國第一大顯學，圈內圈外有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之說，雖有點夸張，但也不是很離譜。不過，隨著經濟增長所帶來的一些社會問題 比如貧富差距、社會不公 等逐漸顯現，經濟學開始被不少人以異樣的目光看待。近兩年來，在網絡輿論中，經濟學的形象似乎更多地是負面的。

　　主要是兩大事件導致了經濟學形象的式微。一是由國有股減持政策失敗、股市陷入低迷而引起的大討論。股民及其在輿論上的表現 網絡輿論，將一部分專家描繪為買辦，指責他們試圖通過制造輿論，為國際資本抄底入市創造條件；吳敬璉先生則贏得了“經濟學的良心”的美譽。

　　主流經濟學的另一個滑鐵盧是去年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辯論。郎咸平對格林柯爾的批評一石激起千層浪，贏得眾多網民的同情，郎本人曾自豪地宣稱，95%的網民都支持他。相反，幾位“主流”經濟學家對產權改革方向和方式的肯定，則招來猛烈的批評，甚至是辱罵。

　　當然，除這兩大事件之外，曾經活躍于媒體的“主流”經濟學家也發表過一系列有趣的評論，比如，“堵車是一個城市繁榮的標志，”“小康的標志是擁有第二套住房”，“稅收不能‘殺富濟貧’”、“中國現代化的標志是北大教授擁有轎車和別墅”，“房地產‘泡沫’無礙經濟的發展”等等。類似的評論，總是激起經濟學界之外、尤其是網絡輿論的冷嘲熱諷。

　　而網絡輿論的態度，似乎又激起了經濟學家們的反彈。見諸報道者，就有厲以寧教授的一段話，他說：經濟學家要有勇氣頂住兩方面的壓力，一個是上面的壓力，堅持真理；一個是互聯網的壓力，互聯網上說什么的都有，不要盲從。

　　行文至此，或許不能不解釋一下，何謂主流經濟學。定義不好下，但人們大概知道，哪些人是主流經濟學家，及他們都有哪些理論與政策主張。他們似乎也有一定的共同體意識。比如，在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辯論之后，我跟一位經濟學圈內的朋友見面，幾乎每一次，他都相當激動地對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與政策主張給予辯護，而批評我誤解了他們。

　　在這種輿論氛圍中，一些經濟學者則以“非主流”為號召。相對來說，主流經濟學家具有學理上的優越感，他們認為，自己主張的背后是自現代經濟學在亞當·斯密那里誕生以來所形成的豐厚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傳統；非主流經濟學家則具有某種道德上的優越感，他們認為，自己站在大眾一邊。

　　最近，“窮人的經濟學”一詞流行起來，并且贏得廣泛的喝彩。輿論對其寄予厚望，希望以此來扭轉經濟學的取向，解決當下存在的種種社會問題。不過，既然有窮人的經濟學，那么，推測起來，也就有“富人的經濟學”。不少評論家已經暗示，現在的主流經濟學就是富人的經濟學。

　　這樣的暗示，或許有點偏狹。假如主流經濟學堅持的是亞當·斯密以降直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的經濟學傳統，那么，這樣的經濟學原本就是以法律之下的平等為基礎的經濟學，因而，它自始就是幫助窮人的經濟學。因為，受到法治秩序保護的平等的權利，包括財產權、經營自由、自由貿易、自由遷徙等等，正是平民不會變成窮人、窮人擺脫貧困最有效的途徑。強者可以靠權力、靠財富來保障自己的特權和利益，窮人、弱者只能指望規則來保護自己，增進利益。

　　因此，真正偉大的經濟學家，所關注的都是市場活動背后的制度。國內主流經濟學家的一大疏忽也許就在于，他們討論問題的時候，忘記了“法律之下的平等”這一制度框架。這是個常識，常識往往是最重要的，不幸的是，它也最容易被遺忘。

　　主流經濟專家過于重視政策的可操作性而忽略了制度變量。于是，不少本來并非不正確的觀點，放在當下語境中，卻讓人產生一種荒謬感。目前活躍于公眾面前的經濟學家，其實是經濟問題專家。他們討論的問題，完全是公共政策問題。而一個人在談論經濟政策問題時，恐怕不能不考慮民眾的感覺、顧及民眾的常識；社會不能不關心政策起效果的法律制度環境。

　　中國經濟學家可能需要回歸古典，在當代中國語境下重新發現一種以法律之下的平等為基礎的經濟學。當然，能否形成這樣的經濟學也許并不重要，要緊的是能否在現實的制度層面上將市場、政府都納入法治框架，令政府、市場各得其所。這恐怕才是幫助窮人的根本與長遠之計。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作者：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