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了25年的風雨，歷經了25年的滄桑，承受了多年的質疑，死刑復核權在2005年3月10日肖揚院長宣布死刑復核權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之后終于即將踏上回歸之路。

　　雖然回歸之路不再漫長，雖然“死刑復核權一定要回歸最高人民法院”的呼聲在學界及實務界一浪高過一浪的理論爭鋒中塵埃落定，但最高院收回死刑復核權所面臨的復雜問題畢竟不是簡單的收回一句話就能解決的。

　　最高法院將在何時收回？最高法院將在何地復核死刑？最高法院應采取哪種方式復核死刑？最高法院復核死刑要不要開庭？人手不夠、經費不足的問題應該怎樣解決？最高院復核死刑要不要設定期限？辯護律師應否介入復核程序？最高法院實行死刑復核如何體現公正與效率？等等……

　　諸如此類問題，可謂多多。

　　一向走在改革最前沿的中國人民大學司法改革研究中心陳衛東主任率先倡議，3月27日與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聯合主辦了“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之對策”小型研討會。與會的多名學者及有關實務部門的專家、律師們唇槍舌劍，獻計獻策，再一次展現了大家對最高院收回死刑復核權后路應怎樣走的期盼與關注。

　　死刑復核權回歸：一道有形的屏障

　　多數人認為，死刑與人權關系密切，人權首先是生命權，慎用死刑，就是要在司法者的觀念里樹立一個屏障，但這道屏障是無形的、不可預測的，我們更需要死刑復核制度這道有形的屏障。

　　有學者說，死刑復核權收回的目的，一是防止冤殺錯殺；二是控制死刑，因為各地死刑的標準不一，收回后可以在全國范圍內統一死刑的適用標準；三是有利于對判決死刑的人的權利進行救濟。

　　也有長期從事刑事研究的法官認為，收回死刑復核權目的不應該是控制減少死刑，而是基于沒有比生命權更重要的人權和所有司法權力沒有比判死刑更重要的裁判權這兩點來考慮，死刑復核權應回歸最高法院。

　　這名法官認為，防止錯殺和控制死刑要放在一審，錯殺在一審時就應該被排除，并主張學習西方認罪從輕的程序，避免大量人力物力投入而造成司法資源的損耗。他說，功夫應放在死刑復核程序外，而不是僅靠死刑復核程序。一審、二審已經是污染的河流，到了最高院復核治理起來也很難。

　　這個觀點馬上遭到一些學者的反駁。

　　社科院王敏遠研究員說，死刑問題已談到了具體的問題，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指導思想要進一步重申，如果指導思想不解決，具體問題就會反復，造成無謂的紛爭，他認為最高院在控制死刑問題上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司法部薛春喜認為，總體上的標準是懷疑標準(最高標準)，懷疑從無，既要有統一，又要有非統一。他明確表示鐵案的責任應在一、二審法院而非最高法院，他不贊成復核的目的是控制死刑數量。

　　檢察官學院張志銘教授的觀點是，死刑復核程序不是一個審級程序，僅僅是一個救濟程序，復核解決不了一審、二審的問題，不同地區死刑類別不一樣，出錯的環節肯定不一樣，對于死刑案件一定要在一審、二審把好關。

　　陳衛東教授指出將二審程序和死刑復核程序合二為一，實際上是由同一個審判組織同一個合議庭來完成的，其結果就會使死刑復核程序形同虛設，應該說是有違立法的初衷。

　　陳教授建議修改刑事訴訟法，明確高級法院、最高法院不能直接受理一審死刑案件，應一律由中級法院受理，否則就剝奪了被告人二審、死刑復核的機會。

　　死刑復核哪種方式最理想？

　　如果最高院收回復核權，如何操作，多年來，學者一直圍繞三種看法發生爭執。

　　一是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實行死刑復核案件和跨省級行政區的民事案件的巡回審理；二是設立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復核庭，由最高人民法院本部實行死刑復核權；三是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分院，負責死刑案件的復核。

　　中國政法大學陳光中教授、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崔敏教授等人比較欣賞巡回法庭。崔敏教授說，來回轉的方式相當好，今年東北，明年西南，不要固定在一個地區，這種方式較為理想，和地方無任何關系，不受地方影響，相當于最高法院的辦事處性質。

　　北京大學法學院賀衛方教授主張建立“審季”制度，每年規定某幾個月復核死刑案件。不過，也有人認為巡回方式需要等待復核的時間過長，加劇了關押死刑犯的成本。

　　全國律協刑事業務委員會副主任李貴方律師、顧永忠律師等人則認為，最高人民法院設立一個死刑復核庭或者增加一個刑庭可能更容易操作，因為由最高法院直接擴編收回將更簡便，花費也最省，且能照顧法官的家庭生活。

　　陳衛東教授認為，設立分院是最好的方案。因為我們國家比較大，有些省也很大，那么最高法院在一定行政區劃內，東南、東北、華東、西南這樣一些區域設置一些分院來審理他們的一些重大民事案件和死刑復核案件，這是非常好的辦法，他認為這代表我們的發展趨勢。

　　張志銘教授說，分院的方式好像已被否定，巡回審又有效率的問題。是否可以在各省高院常設一個法庭，每個地方留一個處所，但不要有常設的人員，如果人員常設，就會被當地融化，又得進行制約，成本加大。

　　據有消息說，最高人民法院將設立死刑復核庭和在全國按照區域建立分院兩種死刑復核方式上報中央后，中央的指導意見是希望最高法院設立死刑復核審判庭，專門負責死刑復核這項工作，為此，中央已經同意增加法官編制。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草擬相關的意見，“如果正常，最高法院明年將收回死刑復核權�！�

　　死刑復核應書面審還是開庭審？

　　最高院收回死刑復核權采取書面審還是法律審將“最高院收回死刑復核權對策之研討會”推向了高潮，學者自有學者的理念，律師有律師的說法，法官有法官的見解。

　　陳光中教授建議必須有辯護人介入，司法解釋上應規定，同開庭審判一樣，法律援助應當直跟到死刑復核，可采取書面、口頭等方式，而公訴人不是必須介入，有些情況下可以征求公訴方意見。

　　他說這兩條在死刑復核程序中是最低的公正標準。

　　另外他建議在一定情況下可考慮聽證(或開庭)，認定事實上有重大的分歧，就要考慮庭審程序(或聽證)。他說，不要抓字眼，認為開庭就不是復核。死刑復核要把程序正義、實體正義要求的更高一些，才能達到防止錯殺，達到少殺目的。

　　陳衛東教授強調，從司法的特征出發，最重要的是親歷性，應該直接開庭審理，但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只能部分開庭，部分書面審，這取決于被告對一二審判決是否服，一審不服，二審維持的應該開庭。

　　張志銘教授主張復核與審判是不一樣的程序，必須首先將復核程序的性質定下來才能設計。他說，有經驗的法官對于復核的案件是否有疑點通過看卷馬上就能作出正確的判斷，這時復核可以進行書面審。他強調在書面審時，篩選程序特別重要，必須案件分流，如果沒有什么問題就不要走復雜程序，但他同時強調書面審也必須與被告人見一面。

　　賀衛方教授堅決不同意書面審，認為必須有一個會見被告的程序，不能僅相信文字，復核官要親面死刑犯。他提出了證據事實方面的爭議涉及到法、檢、公、律，通過怎樣的程序可以改變以前的事實認定？是否可以直接改變定罪？是否可以考慮聽證會的模式，強化公眾監督？法律解釋的爭議怎樣解決等幾個問題。

　　賀衛方教授尤其強調了獨立性問題，認為死刑復核雖然不是第三審，但法官必須處于超然的地位。談及標準統一的問題，賀衛方說如果死刑判決書不公開，就沒有公眾視角，建議所有死刑判決書上網公布。

　　顧永忠律師認為法官辦公還是應在北京，法官必須親自面見被告，并且律師必須介入，囚犯不能關在北京，也不能關在縣里，應該關在省里，提審就到省會城市。

　　田文昌律師主張先確定幾個原則。一是時間原則，殺人宜緩不宜急，可以集中復核，三個月或半年分撥進行(顧永忠律師表示不同意宜緩不宜急)；二是復核內容的問題，認為應該事實審，以他做律師的經驗，他說絕對不能相信卷宗，水分大，聽匯報也不可靠；三是復核的總體原則：無罪推定，疑罪從無。

　　李貴方律師主張辯護權很重要，辯護人應當有權閱卷、會見；是否開庭聽證，辯護人應有建議權；檢察院是否介入應由其自己決定，有些案件，檢察院認為無所謂，可以不介入，有些案件，如有新的事實證據，必須要介入，應該給公訴機關一個選擇權。不僅要保護被告人，也要考慮被害人的意見，他們只能通過公訴機關表達、傳達，給其一個渠道防止引發不必要的矛盾。

　　最高院一位長期從事刑庭工作的法官認為，死刑復核案件都開庭，做不到，但他強調直接言詞原則，主張可利用現代化的多媒體手段，如視頻電話等；還有因地區不同，如云南、四川，地勢險惡，提審時法官的安全問題也不能忽視，這名法官同時表示贊成引進律師參與的制度，死刑問題上應更強調辯方的權利傾斜，這必然要求法律援助工作加強，不能流于形式，國家對此要考慮重視。

　　他同時指出，二審必須開庭，一、二審必須要把握事實，最高院把握事實是非常困難的，如果不能開庭面對面，書面審很難保證；還要考慮到廣大社會老百姓的認同程度，法律問題應當與社會融合在一起。

　　也有法官認為，每個案件都開庭不現實，現在死刑復核程序的規定不是訴訟而是審查，如果是訴訟，制度設計就不一樣了，開庭的負擔非常重，要進行經濟考量。最現實的做法是防止錯殺的話必須見，有疑點的案件應該開庭，而有些案件不存在疑點，如公共場所當場殺人等，書面審也未嘗不可。

　　總之，要考量現實情況，不能千篇一律。

　　死刑復核要不要設定期限？

　　死刑案件事關人命，與會人士一致認為復核法官必須是資深的，而且死刑復核庭應由5-7人組成，而不是通常的3人合議庭。

　　張志銘認為合議庭三個人也可以，但要資深、經驗豐富的法官，在這個關口一定卡住，人員篩選程序上要進行合理設計。

　　崔敏教授主張最高院合議庭人數可以增加，采取表決制，一票否決，確實保障司法獨立。陳衛東建議，合議庭考慮增加為五個人及采取一致通過的方式。他認為，不在于人多就比人少好，并表示堅決不同意一票否決制。

　　死刑復核權由最高人民法院收回后，人員編制的壓力可想而知，突增的數百名法官從哪里來？

　　陳衛東教授建議各省級法院復核權被上收后，閑下來的高院法官可以報請任命為最高法院法官，將這些人員選拔任命為(通過人大)最高院審判員，工作年限不能低于5年，應有豐富的審判經驗。

　　崔敏教授則建議，讓老法官晚退休5年就全解決了，而且他們還經驗豐富，他強調說法官是特殊的公務員、專業人員，很多國家都實行法官終身制。

　　對于死刑復核要不要規定明確的期限，與會人士多有分歧。

　　張志銘教授等認為，復核要有效率，否則關押成本過高。

　　陳衛東教授談到，一個人一旦判決死刑以后，在等待復核的過程中，24小時內有專門看守，戴上手銬和腳鐐，復核時間過長對他的人身損害和人格尊嚴構成很大傷害，這應當引起我們關注。至于規定期限到底應該是多少，建議6個月到一年，特殊案件可以延長。

　　(稿件來源：《法制日報》，作者：蔣安杰)